[欧洲各个国家能 构成方言连续体吗？]
先上结论，不能构成同一个方言连续体，但可以构成多个欧洲主要语言分布如下：同一方言连续体，在多个国家形成多种标准语的如下：一、罗曼语族 有两个方言连续体1、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其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之间基本可以互通2、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两者基本无差异二、斯拉夫语族 有两个方言连续体1、捷克语、斯洛伐克语、波兰语、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俄语①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可以互通②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基本可以互通③波兰语与乌克兰语西部方言可以互通2、斯洛文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塞尔威亚语、黑山语、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①克罗地亚语、波斯尼亚语、塞尔威亚语、黑山语可以互通②马其顿语、保加利亚语可以互通三、日耳曼语族1、德语、卢森堡语、荷兰语①德语、卢森堡语可以互通②德语、荷兰语在书面语上基本可互通2、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在书面语上可互通四、乌古斯语支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可以互通五、芬兰-乌戈尔语系芬兰语、爱沙尼亚语可部分互通
斯蒂芬·沃格里德斯是19世纪初的一名奥斯曼外交官，他的身份在今天看来是很复杂的，他生于一个保加利亚家庭，有着一个斯拉夫本名 Stoiko Stoikov，年轻时加入了法纳尔系统，取了一个希腊化的名字 Stephanos Vogorides ，在布加勒斯特的法纳尔学校进修，成了一个服务于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化斯拉夫法纳尔人，历任摩尔达维亚特首，萨摩斯大公，在奥斯曼的外交系统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非正式角色（因为他长期没有正式的外交职务，顶着一个“萨摩斯大公”的头衔四处斡旋）。希腊独立战争后的和议，与阿里政权的谈判，圣地危机，克里米亚战争等等外交事件背后，都有他的影响，突厥人尊称他为 Istefanaki Bey。他的经历相当的跌宕起伏，在摩尔达维亚特首任上，他遭遇希腊独立战争，友谊社领袖 Alexander Ypsilantis 率领的友谊社革命党 (Filiki Eteria) 从比萨拉比亚出发，渡过普鲁特河，攻打多瑙河地区（Ypslantis 本就是一个很显赫的法纳尔家族）。此后法纳尔系统惨遭清洗，但在1830年代后得以重建，不过其家族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法纳尔豪族 Ypsilantis, Mavrocordatos 在新希腊扬名立万，旧法纳尔体系中的中层则顶替上层，在奥斯曼的新外交系统中任职，沃格里德斯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下面这篇自白，是1852年沃格里德斯与他的女婿 Konstantinos Musurus 的书信的一部分。Stephanos Vogorides《名利场》杂志描绘的奥斯曼驻伦敦大使 Konstantinos Musurus---福音正道 [Evangelical Logos，此处指新约] 教导我们，凯撒归凯撒 （尽管当时是偶像崇拜者），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即使这个邻人是不配复活的撒马利亚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人世，而我们应该拒绝一切给这个世界带来丑恶，失常，无序之事。我因此一直有义务抵御一切针对奥斯曼（上帝因我们的罪而让我们臣服于它） 基督徒的怀疑和指控。我很惭愧，我给我的基督徒教友们立了一个臣服与自制的范例，以此来使我们神圣的基督教信仰不被其他基督徒亵渎。 我从未在我的政治责任上失职，小心谨慎，因时制宜。如果我的像法纳尔人以及伊斯坦布尔的绝大多数部长们那样出身优渥，我肯定无法承受那么多的凶险，我肯定会逃亡，甚至是被杀，就像我的许多法纳尔同仁那样。正因为我这样的出身和教养，我才能在1821年的希腊 [Graikon] 革命中保持忠诚，坚守岗位。当时我正值壮年，在埃及经历过抗击法军的战争，之后又在鲁米利亚伴随王师抗击俄军，枪声与炮声给我壮胆，而没有让我逃离战争与危险。而在我被视为罗马人，保加利亚的同胞时，当帕夏们在政治上昏睡时，当伊普斯兰提斯 (Alexander Ypsilantis) 为首的友谊社革命党邀请我加入他们时 ，我坚守住了职责。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 (Alexander Ypsilantis)，出身于一个很显赫的法纳尔家族，父辈与祖父都做过两公国特首，拿破仑战争期间，他的家族逃亡俄国，他自己成了一名俄国军官，以及友谊社的重要领导人。这幅画描绘的是他渡过普鲁特河的情景。不然的话，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乃至整个土耳其欧洲 [Tourkike Evrope]，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服从，臣服的地位。是我唤醒了多瑙河畔的帕夏们，让他们及时做了军事上的准备。让我们来谈谈其他看起来矛盾的事，特别是对那些与本地基督徒出身和信念不同的人：当时，禁卫军涌入了摩尔达维亚，说是平叛，但实际是抗击将要到来的俄军入侵。当友谊社革命党被我驱逐到普鲁特河对岸时，他们在禁卫军中散布谣言，说我作为摩尔达维亚特首，勾结俄国人，把摩尔达维亚的粮食卖到俄国，以此让禁卫军因饥饿而逃亡。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组建的希腊革命军名为“圣军” (Ἱερὸς Λόχος)，这个名字源于底比斯圣军（就是那个Gay军），而制服则源于不伦瑞克黑军。“圣军”在瓦拉几亚的Drăgășani惨败于奥斯曼军。当时的瓦拉几亚西部也发生了由弗拉赫土著的起义，很难说起义究竟是属于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单纯的土豪与土匪叛乱。领袖Tudor Vladimirescu与友谊社最初是同盟，后又火并，原因可能是伊普斯兰提斯狐假虎威，谎称自己有俄国的支持，土著起义军后来才察觉，这个领袖死于两派火并，而后土著军选择给奥斯曼军带路。某一夜，禁卫军的长者 [ustas/prouchontes] 聚集起来勒索我，威胁不给钱的话就投诉城里教堂的钟声。这时一个对我真的很友好的希腊 [Graikos] 显贵找到了我。我曾派他守卫普鲁特河，并收集普鲁特河对岸的情报，来让我能及时安排多瑙河地区的帕夏，再让他们及时向高门通报我的行动。在禁卫军长者面前，他找到我并对我耳语：他说，英索夫将军 (Insoff，荷兰出身的俄军将领) 派他来告诉我，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罗加诺夫男爵，突然离开君士坦丁堡，而且俄军正等待彼得堡的命令，随时可能越过普鲁特河，驱逐禁卫军以及其他奥斯曼部队。而我，作为特首，在这一切发生时，会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那些被我驱逐的友谊社革命党，会与同行的哥萨克一道，把我碎尸万段。我若和禁卫军一道撤退，禁卫军会杀了我，即使他们自己的指挥官也在撤退。他有消息说，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手眼通天的基督徒屠杀者[Christianomachos]，哈雷特阿凡提 (Halet Efendi) ，正寻机切开我的喉咙。而如果我立即叛逃到俄国，他们会授予我将军的头衔，或者与苏丹授予我的摩尔达维亚特首一职等同的称号，俄国政府会用土地和金钱补偿我。哈雷特在拿破仑时代曾出任驻法大使，这幅画像其实是拿破仑加冕礼那副油画的一部份。回到君堡后，他成了宫廷权臣，他与法纳尔人有不少经济联系，在1819年一手安排了两公国的权力分配，即由四个家族垄断特首职位。但1821年的希腊革命破坏了这种关系，他开始主导针对法纳尔人的清洗，后来又快速失势，被暗杀于流放地由于奥斯曼方面的及时反应，两公国的动乱被及时镇压了下去。由于消息不畅，以及清洗法纳尔系统后奥斯曼外交机关的瘫痪，还有革命党的狐假虎威，奥斯曼政府一直以为是俄国在支持希腊革命党，而俄国入侵很快就要随之到来。但其实1825年前，俄国奉行维也纳会议的正统原则，并不支持友谊社，甚至革除了革命领袖的军籍我在极其愤怒的状态下，找了个借口支开了禁卫军长官们。面对上帝，我扪心自问，如果上帝让我生为俄国人，那我就应该生在俄国。既然我生在土耳其 [Tourkia]，如果我逃亡俄国，那我就得向上帝解释，如果哈雷特因为我的逃亡而屠杀基督徒，并以我的叛逃为屠杀正名，借此声称所有基督徒臣民都不应被高门信任...权衡这一切之后，我选择留下来战斗，挺过了之后所有的凶险，蒙上帝恩典，我活到了现在。赞美上帝和他创造的奇迹。过去五十年，我还有很多其他伟大，忠诚的功绩，此处不再多说。威灵顿公爵，有着历史上罕见的道德和武德，为英国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生前死后配得上他的民族授予他的荣誉。如果威灵顿在我的位置上，如果他效力于一个反基督徒的民族 ，而这个民族怀疑基督徒的忠诚，无法相信一个基督徒可以成为表现最好，对奥斯曼最忠诚的臣民，他能忍受这一切，面对所有来自狂信的误解与攻击，尽力拯救摩尔达维亚与鲁米利亚，或者说土耳其吗？ 这是我想让我的老朋友坎宁先生回答我的问题。Startford Canning，长期担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希腊革命战争，奥斯曼-埃及战争，圣地危机，克里米亚战争中都有他的外交影响---这篇自白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当时正值圣地危机，之前苏丹在俄国的压力下，下令把伯利恒的圣诞教堂 (Church of the Nativity) 的钥匙交给正教。但外交部那些年轻的亲法派官员 ，又私下和法国达成协议，要把这个钥匙交给公教。 作为一个正教徒的沃格里德斯听闻后激怒，强力游说朝廷和英法大使，修改了这个决定。他在与女婿的书信中这样抱怨：我无法想象，富阿德阿凡提为首的外交部会如此欺骗我们。在已经有皇家敕令，确认了罗马人自古以来对圣地的特权的前提下，阿里帕夏秘密与法国达成了协议，告诉法国人，伯利恒教堂的钥匙已经交给了他们，并且没有通知普世牧首和俄国大使馆…这种奸诈的做法不能自圆其说。 （1852.11.23）在此之前，沃格里德斯就已察觉到外交部门有异常动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更偏爱老突厥人，因为他们虔诚能干，与我们文化相通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他们的法系源自巴格达与安达卢西亚哈里发...今天的拜占庭突厥人，那些游历欧洲，并在那里学习他们的道德与政治知识的突厥人，他们蔑视自己的信仰，这样的突厥人是拜占庭民族的后裔...在土耳其实现文明，是我的目标与希望，但应是以穆斯林法系的名义和形式 ，来保证奥斯曼民族 [ethnos] 的团结，以及基督徒在法律面前的交融和平等 [isonomia]。（1852.11.23）1852年后圣诞教堂的划分，绿色为正教耶路撒冷牧首区，黄色归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粉色为公教耶路撒冷宗主教区之后的书信中，他又告诉女婿自己劝谏雷希德的过程：我告诉雷希德，牧首应该准备一份请愿书，向中央政府召集的一个议事会提交。这个议事会应由高官和乌莱玛组成。请愿书应当解释“希腊人自穆罕默德时代至今所被授予的特权”。全员书应当在教长和乌莱玛面前呈上。我们应当依靠沙里亚法， 我们基督徒一直遵守的沙里亚法，以及沙里亚法授予我们的信仰特权（来论证正教对圣地的权利）。这种策略可以把一千五百万正教徒联合起来，我们会告诉他们（指乌莱玛），正教徒的力量与你们同在。这些文字下暗藏了这么一个信息，尽管沃格里德斯尽忠于奥斯曼帝国，但他依然有着很强烈的正教情感。 在派系斗争层面上，他又是个一贯亲英的人。此次危机可以说是对他“身份认同”的一次测验：作为一个正教徒，如果在此时为正教的圣地权利辩护，难免有亲俄的嫌疑，相应的会被怀疑对奥斯曼不忠，对宫廷亲英派系不忠。上文的这个提议，其实就是俄国提议仲裁圣地归属方式的一个翻版，而俄国这么提议的原因，其实就是预期伊斯兰神职阶层会更偏向自己更熟悉的正教徒。 但沃格里德斯提议应当由普世牧首（抑或是耶路撒冷牧首？）上书，如此一来，这个争端可以尽可能在内政的框架下解决（而非外交的框架）。在后来给坎宁的书信中，他还威胁，如果把圣地权利完全交给拉丁教会，“一千五百万正教徒会更倾心俄国，甚至会揭竿而起”，也是希望激发英法对奥斯曼存续问题的担忧。上面这篇自白书，正是要表达自己对正教和奥斯曼国家的双重忠诚 ，同时又避免亲俄的嫌疑。沃格里德斯生前相当风光，身后则令人唏嘘不已。他的儿子尼古拉，试图通过选举舞弊的方式阻止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合并，以失败告终。他和他的女婿 Konstantinos Musurus（历任驻雅典，伦敦大使），在1955年伊斯坦布尔的族群冲突中（因希腊与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的争端而起），被一伙暴徒扒坟，曝尸于教堂的庭院之中。 他们以少数族群的身份服务于旧帝国，曝尸于民族国家 ，被历史遗忘，因为他们不能服务于任何“民族国家目的论”，而只能是民族国家事业的敌人，成为希奸/保奸，而土耳其人也不会记得他们的忠诚奉公，因为他们只能代表旧帝国的挣扎，而非民族复兴事业。他们代表的，那种把基督徒整合进帝国治理体系的那种可能，只能被彻底遗忘。
一塞纳河和罗亚尔河La belle France！〔美丽的法国！〕的确，法国人有一个美丽的国家，他们有权以此自豪。不论在财富方面，也不论在条件优越和物产丰富方面，在各个方面，欧洲有哪一个国家能同法国相比呢？西班牙吗？可是由于荒芜或自然条件的关系，它有2/3的面积是炎热的多石的荒野，而半岛上濒临大西洋的一部分地区——葡萄牙，并不是它的领土。意大利吗？可是自从世界贸易的航路通过海洋以来，自从轮船横渡地中海以来，意大利就被遗忘了。英国吗？但是在英国，80年来除了商业和工业、煤烟和畜牧业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英国的天气阴暗得可怕，并且不出产葡萄酒。而德国呢？德国的北方是一片多砂的平原，一道花岗岩的墙壁——阿尔卑斯山脉把德国和欧洲南部隔开；这是一个不出产葡萄酒的国家，这是一个出产啤酒、烧酒和黑面包的国家，这是一个河流淤塞、革命规模狭小的国家！法国可就好得多了！法国三面临海，境内有5条大河朝着3个方向奔流；北方的气候同德国和比利时差不多，南方的气候和意大利差不多；北方出产小麦，南方出产玉蜀黍和稻米，北方出产油菜，南方出产橄榄树；北方出产亚麻，南方出产丝绸，而且几乎到处都出产葡萄酒。什么样的葡萄酒呵！从波尔多酒到勃艮第酒，从勃艮第酒到圣若尔日烈酒、律内尔酒和南方的弗朗亭南酒，从南方的弗朗亭南酒到起泡沫的香槟酒，有多少种类呵！从普提-马康酒或沙布利酒到沙姆彼尔田酒、法托-拉罗兹酒、索帖尔涅酒，到卢西利昂酒和起泡沫的阿伊酒，有多少种白的和红的葡萄酒呵！妙不可言的是：喝了其中的每一种酒都会产生一种别致的醉意，喝了几瓶酒以后就能使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跳轻佻的四人舞到唱“马赛曲”，从跳康康舞的狂热到革命热情的激发，最后，喝了一瓶香槟酒，又能鼓起人间最愉快的狂欢节的情绪！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历史的神经纤维，每隔一定的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全世界的电击，这个城市的居民和任何地方的人民不同，他们把追求享乐的热情同从事历史行动的热情结合起来了，这里的居民善于象最讲究的雅典享乐主义者那样地生活，也善于象最勇敢的斯巴达人那样地死去，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阿基比阿德，又体现了勒奥尼达斯；这个城市就象路易·勃朗所说的那样，它真的是世界的心脏和头脑。当你在城市的某一高处，或者在蒙马特尔，或者在圣克鲁平台上眺望巴黎的时候，当你沿着城市的四周漫步的时候，你就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法国懂得巴黎对于它有什么意义，所以法国曾不遗余力地细心抚育巴黎。就象一个宫女静静地躺在闪闪发光的青铜长沙发上一样，这个骄傲的城市安闲地屹立在蜿蜒曲折的塞纳河河谷中沐着阳光、栽着葡萄的丘陵上。在凡尔赛的两条铁路上从车窗下望，可以看到村落和小城市星罗棋布的一片翠绿的河谷，世界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美丽的景色呢？象修伦、圣克鲁、色佛尔、蒙莫兰锡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乡村和城市，环境是那么引人入胜，建筑是那么精致优美，布置是那么别具风味，世界上哪儿能找到这样美丽的地方呢？随便走到哪一个关卡，随便沿着哪一条道路信步走去，到处都可以看到那样美丽的环境，那样别具风味地利用每一个地方，那样优美和精致。而这颗城市中的珍珠，是自己给自己创造了这样一个绝美的托盘的。但是，当然，只有法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巴黎。只有当你看到了这一美丽国家的惊人的财富时，你才懂得这个光辉灿烂、宏伟壮丽的无与伦比的巴黎是怎样产生的。如果你从北方来，如果你乘火车奔驰过弗朗德里亚和阿尔图阿平原，奔驰过既无森林又无葡萄园的皮卡尔第山地，你当然感觉不到这一点。在那里，你只看见一片稻田和草地，只是因为还有低洼的河谷和灌木成林的远山，才不觉得单调；当你在庞图阿兹附近进入快要呼吸到巴黎的空气的区域时，你才开始有一点觉察到“美丽的法国”本身。当你乘车通过富饶的洛林河谷，越过满布葡萄园的白垔质的香槟山坡，沿着美丽的马尔纳河谷向首都进发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清楚地了解巴黎。当你乘车通过诺曼底，在从卢昂到巴黎这一条路上看到火车时而沿着蜿蜒曲折的塞纳河前进，时而穿过塞纳河奔驰的时候，你就更清楚地认识巴黎了。在塞纳河上，一直到塞纳河口，都散发出巴黎的大气；这里的村庄、城市和山冈，都使人联想到巴黎的郊区，不过你愈接近法国中部，这一切就愈显得美丽、繁华和优雅。但是，只有当我沿着罗亚尔河岸行走，并从那里越过丛山进入遍地葡萄园的勃艮第山谷时，我才完全了解到怎么会有巴黎。我知道巴黎是在它受君主政体统治的最后两年，当时资产阶级还在尽情地欣赏它的全部权力，工商业还能勉强维持，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青年还有足够的金钱去行乐和狂饮，甚至一部分工人的生活也还有保障，他们还能无忧无虑地参加一般的娱乐。我又一次看到巴黎是在3月和4月，在它暂时陶醉于共和国的蜜月中的时候，当时工人们不加考虑地相信共和国，满不在乎地下了决心，表示“甘愿贫困3个月来让共和国支配”[注：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他们白天吃干面包和马铃薯，晚上在大街上种植自由树[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时，巴黎工人为了纪念获得自由，在大街上种植白杨树。——译者注]、放烟火和兴高采烈地唱“马赛曲”，而资产者则成天躲在家里，企图用五颜六色的灯盏来平息人民的怒火。在10月里，我又来到了巴黎，但是，我向黑克尔发誓，我决不是自愿来的！从那时到现在，巴黎经历了5月15日和6月25日，经历了空前残酷的斗争，曾经血流成海，有15000人死亡。卡芬雅克的榴弹把巴黎人的不可遏止的欢乐轰得烟消云散了。“马赛曲”和《Chant du départt》〔“进军曲”〕的歌声沉寂了；只有资产者还在低吟《Mourir pour la patrie》〔“为祖国牺牲”〕[278]。工人们没有面包，没有武器，咬紧牙关，把仇恨藏在心里。在戒严的学校中，鲁莽的共和国很快就变得循规蹈矩、千依百顺、考虑周到和举止稳重（sage et modérée）了。可是巴黎已经死了，这已经不是巴黎了。大街上只有资产者和警察密探；舞场和戏院空无一人；街头的流浪儿穿上了别动队的制服，每天为了30个苏为正直的共和国卖命，而且他们愈是愚蠢，就愈受到资产阶级的赞扬，——总之，这又是1847年的巴黎，不过没有灵魂，没有生命，没有火焰，没有工人们当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满情绪的因素罢了。巴黎已经死了，而这个美丽的死人愈是美丽，就愈显得可怕。我不能在这个已死的巴黎久留。我必须走开，不管到哪里去都行。于是我先动身上瑞士去。因为我身边的钱不多，所以只好步行。并且我也不愿意选择最短的路程，因为我心里是不想轻易离开法国的。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我动身了，一直信步往南走去。我一走出巴黎近郊，就在村落之间迷路了。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最后，我踏上了通往里昂的大道。我沿着这条道路走去，并且时常走到路边，在山坡上漫步。从山上眺望，只见塞纳河的上游和下游，在通往巴黎和枫丹白露的那个方向，有一片异常美丽的景色。在那遥远的地方，河流蜿蜒地流过宽阔的山谷；河的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冈，山冈上葡萄林成荫，而在更远的地方，在地平面上，有一片蓝色的群山，群山后面有马尔纳河流过。但是，我不想直接上勃艮第去，我想先沿着罗亚尔河岸走。第二天我才离开了这条大道，越过群山，向奥尔良城进发。当然，我又在村落之间迷了路，因为我的响导不过是太阳和与世隔绝的弄不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的农民。我在一个村子里住了一夜（从农民们的方言中，我怎么也不能弄清楚这个村子的名字），它离巴黎有15法里路，位于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分水岭上。组成这一分水岭的是从东南向西北伸展的宽阔的山脉。山的两麓被无数的山谷割开，山谷两旁溪流交叉纵横。在上面，在微风拂拂的山顶上，只有麦子、荞麦、紫苜蓿和蔬菜，而在斜坡上，则到处都是葡萄树。在东面，很多石灰质的石块几乎布满了斜坡，这种石块英国的地质学家叫做bolderstones〔圆巨石〕。这种圆巨石在丘陵起伏的地带常有发现，它们是在第二和第三纪层形成的。在这些大块的青色的圆巨石之间长满了翠绿的灌木和小树，同遍布山谷的草地和对面满山坡的葡萄树相辉映，看起来非常调和。我慢慢地走进一条狭窄的河谷，顺着河谷走了一段路程。最后，我走上了大路，遇见了行人，从他们那里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据说：我已离奥尔良到巴黎途中的马舍尔布不远了。奥尔良位于我的旅途的西边，距离太远；我的最近的目的地是涅维尔，因此，我翻过附近的一座山，又一直往南走。山上出现了一片迷人的景色：树木成林的群山之间有一座美丽的小城——马舍尔布，山坡上村落星罗棋布，在上面，在一个山顶上，则有一个沙多勃利昂皇宫。而使我感到更高兴的是：在对面，在狭谷的那一边，有一条一直通向南方的省道。原来，法国有三种道路。一种是国道，过去称为皇道，现在叫做民道，这是一些联接各个重要城市的美丽而宽阔的公路。这些民道在巴黎近郊不仅是公路，而且是真正华丽的大路，是宏伟的榆树林荫道，有60多英尺宽，中间是铺砌过的。但是离巴黎愈远，路的作用愈小，道路也就愈坏：路面愈来愈窄，两旁的树木也愈来愈少。有些地方竟坏到这样的程度：一连下了两个钟头不大不小的雨就几乎无法通行。第二类是省道，即二级交通线，它们是由省的经费来维持的。它们比民道狭窄、简陋。最后，第三类是大的村道（chemins de grande communication），它们是靠县的经费来维持的，这些路既狭窄又简陋，不过有的地方比起较宽的公路来还要好些。我穿过田野，一直向着我的省道走去，并且非常高兴，深信它是笔直通向南方的。沿途很少看到村庄和宿店。走了好几个钟头，我才到了一个大农庄，在这里，人们非常乐意地请我吃东西，为此，我给主人的孩子们在一张纸上画了几个脸谱，并且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卡芬雅克将军，这是路易-拿破仑，这是阿尔芒·马拉斯特，这是赖德律-洛兰等等，都是很象很象的。农民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些漫画，衷心地感谢我，并且立即把这些逼真的画象挂在墙上。同时，我还从这些可爱的人们那里打听到，我现在是在从马舍尔布到罗亚尔河畔的沙多卢的路上，离沙多卢大约只有12法里路了。我继续往前走，经过了普尤伊左和另一个小城市（它的名字我忘记了），夜晚，才到达比利堡，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美丽的城市，我在这里过了一夜。道路通过高地，这里有许多地方长满了葡萄树，但这条路是相当单调的。第二天早晨，我再走了5里路就到了沙法多卢，从那里又沿着罗亚尔河，沿着从奥尔良到涅维尔的一条民道走去。在绿色的罗亚尔河岸上，诱人的扁桃花正在怒放，我感受到了相爱的魔力，从此就爱上了那个地方[279]——有些富于幻想的德国青年和温情脉脉的德国少女这样用海尔敏娜·冯·谢奇的软绵绵的词句和卡尔·马利阿·冯·韦伯的动人心弦的调子来歌唱。但是，谁学习20年代德勒斯顿的时尚，在罗亚尔河岸上寻找扁桃树和甜蜜的、温存的、热情的浪漫性格，谁就给自己造成一种可怕的幻想，这种幻想是只有德国世袭的第三代女学者才能产生的。在从沙多卢经过勒-博尔德到达姆比埃尔的路上，就几乎看不到这一条浪漫的罗亚尔河了。这条路在离河两三里路远的丘陵中穿过，从这里远远地望去，只能偶而看到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的罗亚尔河水。这个地方盛产葡萄酒、谷物、水果，而临河一带，则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这个没有树林的河谷，周围尽是波浪形的丘陵，看起来总觉得相当单调。在道路中间，在几家农舍附近，我碰见了一个由4个男人、3个女人和几个小孩子组成的商队，他们赶着3辆满货物的驴车。这些人就在路边一大堆篝火旁做午饭吃。我在这里停了一下：我没有弄错，他们说的是德国话，而且是非常粗野的德国南部高原的方言。我和他们谈起话来；他们在法国中部听到了祖国的语言，简直喜出望外。可是，看来他们是斯特拉斯堡近郊的亚尔萨斯人，他们每年夏天都象现在这样，到法国内地去靠编制篮筐谋生。我问他们能否以此为生，他们这样回答：“当然，要买一切东西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多半是靠布施的。”从一辆小小的车子里，又有一个老头儿慢慢地爬了出来，在车子里，他有一张实实在在的床。这一群人俨然象茨冈人，他们穿着布施来的衣服，这些衣服没有一件是适合别人穿的。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表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情，滔滔不绝地向我叙述自己的流浪生活。就在这里，在这场兴致勃勃的交谈中，有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这是一个蓝眼睛的温和的人）几乎要互相揪住火红色的蓬乱的头发打起架来。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由于什么样的力量，德国的善良和德国的诚恳竟能透过茨冈人的生活方式和茨冈人的服装；我向他们告别，动身继续前进，有一个茨冈人陪我走了一段路，他本来是在午饭前骑着骨瘦如柴的小驴闲逛的。晚上，我到了达姆比埃尔，这是离罗亚尔河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大约有三四百名巴黎工人（这是以前国家工厂的剩余工人）在这里按照政府的命令修筑防洪坝。在他们中间有各行各业的工人：首饰匠，屠夫，鞋匠，木匠，直到巴黎街头捡破烂的人。在我过夜的一家宿店里，我碰见了大约20个这样的工人。其中有一个身强力壮的屠夫，他已担任监工的职位，他喜形于色地谈起了他们的工作情况：按照各人所做的工作，每天能赚30至100个苏；即使技巧不太高明，要赚40至60个苏也并不困难。他想马上把我编在他的小组内，并且向我肯定地说，我很快就会习惯于这项工作，从下星期起，每天一定能赚50个苏；说我可以好好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而那里的工作至少还能维持6个月之久。为了使生活多样化，我并不反对在一两个月内放下笔杆，拿起铁铲。但是我身边什么证件也没有，可能会碰到不愉快的事情。这些巴黎工人完全保持着他们的传统的欢乐。他们每天在谈笑风生中工作10小时，在玩乐中消磨休息时间，晚上则“发展”乡下姑娘作为消遣。由于在小村子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一般说来，他们的意志是十分消沉的。他们对本阶级的利益，对与工人息息相关的日常政治问题却漠不关心。看来，他们连报纸也不看。他们对政治的全部兴趣，仅仅限于互相起各种各样的绰号：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强壮的笨汉叫做科西迪耶尔，另一个坏工人和酒徒叫做基佐，等等。由于工作紧张，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主要由于同巴黎隔绝，被迫生活在法国的穷乡僻壤，他们的眼界就大大地缩小了。他们几乎已经农民化了，可是他们在那里总共才住了两个月。第二天早晨，我到了奇恩，这样，我终于来到了罗亚尔河河谷。奇恩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城内有蜿蜒曲折的街道，有美丽的河岸街，有横跨罗亚尔河的大桥，这里的河面几乎同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因河一样宽。一般说来，这条河很浅，而且砂滩很多。从奇恩到布里阿尔的道路沿着河谷伸展，离罗亚尔河约有1/4哩远。这条路通向东南，这一带地方渐渐带有南方的风味。道路两旁的榆树、榕树、洋槐和栗树连绵不断，构成了一条林荫道。绿油油的草地，收割后长满了非常繁茂的紫苜蓿的肥沃的田野，以及周围的一排排白杨树，散布在河谷的底部。在罗亚尔河的那一边，在明亮的远处，可以看见一系列山岗；在河的这一边，在路的近旁，又有一连串葡萄树成荫的小丘。在这一带地方，罗亚尔河的河谷根本不象平常所说的那样惊人的美丽或具有浪漫的气息，但是它使人产生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所有这些丰富的植物说明了气候的温和，因为植物的繁茂应该归功于温和的气候。甚至在德国最富饶的地方，我所看到过的植物也都不能同奇恩和布里阿尔途中的植物相比拟。在和罗亚尔河分手之前，我还要谈一下我所经过的那些地方的居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从巴黎乘车至多走四五小时就可以到达的那些村庄，不可能提供关于法国其他地区的村庄的概念。这些村庄的配置，房子的建筑方式，居民的风俗习惯，受他们赖以生存的伟大首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只是在离开巴黎10法里路的地方，在远远的山岗上，才出现地地道道的村庄，才能看到地地道道的农舍。这一带地方一直到罗亚尔河，甚至到勃艮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农民们力求把自己家里的人口掩蔽起来，使它不暴露在道路面前。在山岗上，每一个农家的院子都用石墙围着，穿过大门进入院子，在院子里才能找到进屋子的门，因为这道门几乎总是开在后面的。这些地方大部分农民都有牛有马，农舍都相当大；可是在罗亚尔河畔，种蔬菜很普遍，在这里，连富裕的农民也根本没有牲畜，即使有也很少，因为在这里，饲养牲畜是比较大的地主或土地承租人所独占的一种特殊副业，这里的农舍愈来愈小，常常小得令人感到惊奇：在里面怎么能容纳一家人以及全部家具和储藏物。但是在这里，进屋子的门也是背向道路开的，村子里几乎只有小酒馆和小铺子的门才是朝着道路开的。这一带地方的农民虽然贫穷，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生活过得相当好。至少在山谷里，酒几乎总是土产，质量既好，价钱又便宜（今年一瓶酒值两个到三个苏），除了最高的山顶以外，到处都生产面包，好的小麦面包。此外，还出产美味的干酪和很好的水果，大家知道，在法国各地，这是同面包一块儿吃的。同所有的乡下居民一样，他们很少吃肉，可是他们喝很多牛奶，喝各种蔬菜汤，而且通常都吃质量很好的素食。同德国北部的农民甚至相当富裕的农民比较起来，法国塞纳河和罗亚包河之间的农民的生活至少要好两倍。这些农民是善良的、好客的、愉快的人，他们对外来的人很殷勤，很关切，虽然他们操着令人讨厌的patois〔方言〕，但他们毕竟是非常真实的彬彬有礼的法国人。虽然他们对于他们的父亲们从贵族和牧师手中夺过来的一小块土地有着非常强烈的私有感，但是他们还保存着某些宗法式的美德，那些离大路很远的村子里的农民尤其是这样。然而农民总归是农民，农民的生活条件时时刻刻影响着农民。尽管法国农民具有个人美德，尽管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莱茵河东部的农民好些，但是他们还是和德国农民一样，他们在文明世界中还是野蛮人。在人口不多、只是随着世代的交替才发生人口变化的偏僻的村庄里，农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的劳动紧张而单调，比任何农奴制都更有力地把他们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且代代相传，始终如此；他们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们的极其重要而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而一般说来，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中是可能的。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在中世纪，在17世纪和18世纪，农民运动随着市民运动而产生，但是它经常提出一些反动的要求，它并没有给农民本身带来重大的结果，而只是支持了城市的解放斗争。在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农民们只是当他们的显然可以感觉得到的迫切的个人利益要求他们进行革命的时候，他们才起来革命：只是当他们过去在封建关系下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保证的时候，当这种封建关系还没有永远被消灭、外国军队还没有撤离他们的国土的时候，他们才起来革命。一旦达到了目的，他们就贪得无厌地、疯狂暴戾地回过头来反对他们所不了解的大城市的运动，特别是反对巴黎的运动。公安委员会的无数公告，国民公会的无数法令，首先是关于规定商品最高价格和处理投机分子的法令，别动队和流动断头台，都是用来对付这些顽固不化的农民的。然而，恐怖统治驱逐了外国军队，平息了内战，使农民得到的好处比任何阶级都要大。当拿破仑推翻了执政内阁的资产阶级统治，恢复了秩序，巩固了农民土地占有的新条件并在自己的Code civil〔民法典〕中加以肯定，把外国军队越来越远地驱逐出法国国境的时候，农民就欣喜若狂地归附于他，成了他的主要支柱。要知道，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了一块法国土地以来，La France〔法国〕对他们就有了重大的意义。他们只知道外国人是蹂躏他们的国土、使他们蒙受巨大损失的侵略军。这也就说明了法国农民为什么具有无限的民族感，说明了他们对《l’étranger》〔“外国人”〕为什么怀着无比的仇恨。正因为如此，他们在1814和1815年热情地参加了战争。1815年，当波旁王朝复辟的时候，当被驱逐的贵族又要求获得他们在革命中失去的领地的时候，农民看到这是对他们的全部革命成果的威胁。因此，他们对波旁王朝的统治刻骨仇恨，而当七月革命又一次保证他们占有土地，并把三色旗交还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欢天喜地了。但是在七月革命以后，农民又不再关心国家的一般利益了。他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土地占有已经不再受到威胁了，那面使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们保持胜利达25年之久的旗帜又在他们村子的自治局屋顶上迎风飘扬了。可是，象过去一样，农民在这一次也很少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资产者立即开始拚命榨取自己的农村同盟者。土地分割和分散的后果、农民的贫困化和农民土地抵押权的扩大，在复辟时期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1830年以后，这些现象愈来愈普遍，而且愈来愈严重。但是，大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在农民看来不过是他们和他们的债权人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并没有看到而且也不可能看到，这种愈来愈带有普遍性、愈来愈成为常规的私人关系，已渐渐发展成为大资本家阶级和小土地占有者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这种情况和封建义务完全不同，封建义务的起源早已被遗忘了，封建义务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它已不再是对服役的报酬，它早就变成了一方面的重负。至于抵押借款，这就是农民——或者他的父亲——借到了一笔5法郎硬币的债，而借据和抵押账簿一有机会就使他想到他担负义务的原因。农民应该支付的利息，甚至他们对高利贷者的一切新的繁重的支付，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义务，这种义务以同样的方式损害着所有债务人的利益。压迫是在完全现代化的、合乎时代精神的形式下进行的，而农民则按照仅仅保证他们占有土地的那些法权原则受到榨取，遭到破产。他们自己的Code civil〔民法典〕，他们现代的圣经，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了鞭子。在抵押高利贷中，农民不可能看出阶级关系，他们不可能要求消灭这种关系，因为这样就会破坏他们自己的土地占有的基础，高利贷的压迫不是使他们卷入运动，而是把他们完全弄糊涂了。他们认为只有减少捐税才能减轻他们的负担。今年2月里第一次发生了无产阶级提出独立要求的革命，农民对这一点简直莫名其妙。如果说共和国对他们还有某种意义，那末，这不过是减少捐税，有时也可能是某种程度的民族荣誉感，是进行侵略战争以及把国界推到莱茵河边去。但是在推翻路易-菲力浦的第二天，巴黎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战争，工商业的停滞状态影响到了农村，在丰年本来就不值钱的农产品更加跌价，并且卖不出去，尤其是六月战斗使法国的穷乡僻壤都感到心惊胆战和惶恐不安，在这个时候，农民普遍地发出了狂暴的呼声，扬言要反对革命的巴黎，反对贪得无厌的巴黎人。事情也只能是这样！顽固不化、目光短浅的农民，对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社会共和国，对于劳动组织，对于那些在村庄的小范围内永远不可能使自己的基本条件和原因表现出来的事物，能够懂得什么呢！当他们偶而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的肮脏消息中模糊地知道了巴黎所发生的事件，当资产者向他们大声疾呼，要他们起来反对巴黎工人，说什么ce sont les partageux〔这些人想瓜分全部财产和全部土地〕的时候，他们的怒吼就更加狂暴了，他们的愤怒简直无法遏止了。我曾经和法国各地的成百个农民谈过话，他们对巴黎，特别是对巴黎工人都切齿痛恨。“但愿这个万恶的巴黎明天就全部毁灭！”——这一是最温和的愿望。当然，农民本来就看不起城里人，由于今年的事件，这种蔑视的心理就更加厉害了，而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农民和农村必须拯救法国；农村生产一切，城市吃的是我们的面包，穿的是我们的亚麻和我们的羊毛织成的衣服，我们必须恢复应有的秩序，我们农民必须把事情承当起来，——这就是经常从农民的模糊的语言中多少明确地、多少有意识地发出来的叠句。可是他们想怎样拯救法国，想用什么办法把事情承当起来呢？办法就是选举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的承担者是一个渺小的、爱虚荣的、糊涂的傻瓜）做共和国的总统！所有同我谈过话的农民对路易-拿破仑的热情，竟和他们对巴黎的仇恨一样强烈。这两种狂热，以及对整个欧洲的动荡局面感到毫无意识和毫无理性的困惑，这就是法国农民的全部政治。可是要知道，法国农民拥有600多万张选票，占法国全部选票的2/3以上。诚然，临时政府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革命联系起来；它主要是侵犯了农民的利益，把土地税增高了45生丁，因而就犯了不可原谅的和无法补救的错误。但是，即使它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他们也还是要脱离革命的。现在农民对1848年革命所抱的态度，并不是由于某种错误或偶然的失策——采取这种态度是很自然的，它的根源是小土地所有者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法国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要求以前，首先必须平息普遍的农民战争——即使取消了一切抵押借款，也只能使这种战争的爆发延缓一个短短的时期。只是因为在两星期中几乎同清一色的农民，同各个地方的农民打交道；只是因为有机会在各外碰到了同样的情形：感觉迟钝，目光短浅，对城市、工业和商业的种种关系毫不了解，对政治盲目无知，对本村以外的一切东西妄下判断，用农民关系的尺度去衡量复杂的历史关系，——总之，只是因为恰好在1848年认识了法国农民，我才感觉到这种根深蒂固的迟钝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令人抑郁不安。二勃艮第布里阿尔是一个古老的小城市，位于沟通塞纳河和罗亚尔河的一条运河的河口。在这里我打听了前面的路程，发现到瑞士去经过奥克萨里比经过涅维尔要方便。于是我就离开了罗亚尔河，翻山到勃艮第去。罗亚尔河河谷的一片富饶景象逐渐地但是相当缓慢地消失了。地势的上升是不知不觉的，只是在离开布里阿尔五六英里路远的地方，在圣索维尔和圣法尔若附近，才出现一片满是森林的利于经营畜牧业的山地。绵亘于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的山脉，在这里已经很高了，一般说来，在云纳河省的整个西部，出是相当多的。离土锡不远，在离开奥克萨里6法里路的地方，我第一次听见了特殊的、纯朴而拉长音调的勃艮第方言——这种方言在这里和在勃艮第本地还算是相当亲切悦耳的，但是在弗兰契康帖的高地上，发音就变得难懂，笨拙，几乎带有教训的口吻。这好象纯朴的奥地利方言渐渐变成了粗野的巴伐利亚南部方言一样。勃艮第方言特别不象一般的法语，它的重音总是放在标准法语主要重音之前的那个音节上；它把短长格的法语变成了长短律的法语，因而也就大大改变了有教养的法国人在说话时善于表现出来的那种优美的抑扬顿挫的音调。可是，我再说一遍，在勃艮第本地，发音还是相当亲切的，而美丽的姑娘讲起话来甚至是迷人的：Mais，ma foi，mon-sieur je vous demande ûn peu……〔呀，先生，你，怎么能……〕如果允许加以比较的话，一般说来，勃艮第人就是法国的奥地利人。纯朴，忠厚，非常轻信，在习惯的生活圈子里具有天生的聪明，对这一圈子以外的一切充满了天真可笑的想法，在不习惯的情况下显得笨拙可笑，而心情始终是无比愉快的，——这几乎是所有这些善良的人的特点。和蔼可亲、忠厚善良的勃艮第农民在政治上一无所知，对路易-拿破仑非常崇拜，比起其他地方的农民来是情有可原的。可是，勃艮第人身上的德国血液成分无疑要比离德国西部较远的法国人更多。他们的头发和脸色比较明亮，身材有点高大，特别是妇女；明察秋毫的智慧和敏锐准确的思想已经大大地减色，可是他们却具有更加天真的幽默，有时也有一点多愁善感。但是，法国人的愉快情绪在极大程度上还占优势，而在无忧无虑的轻佻方面，勃艮第人是不落人后的。在云纳河省西部的多山地带，主要经营畜牧业。但法国人是不善于经营畜牧业的，勃艮第的牛羊是很瘦小的。除了畜牧业以外，还花很多时间来经营农业，到处都吃很好的小麦面包。这一带地方的农舍也更象德国的农舍；屋子比较宽敞，住宅、谷仓和畜栏都在一座房子里；不过这一带地方的门通常也都开在道路侧面，或者是背向道路开的。在通向奥克萨里的长长的斜坡上，我第一次看到了勃艮第的葡萄园，大部分葡萄都还没有搞掉，1848年的葡萄是空前丰产的。在有些葡萄藤上，葡萄累累，几乎连叶子都看不到了。奥克萨里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地面坎坷不平，从内部看起来并不美丽，在云纳河畔有一条美丽的河岸街，还有几条初具规模的大街，在法国，每一个省的主要城市都有这样的大街。在平时，这个小城市大概是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云纳河省的省长大概很少拿出钱来举办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必须给当地知名人士举办的义务舞会和晚会。但是现在奥克萨里很热闹，这是一年一度的热闹。社会民主党在土鲁斯举行宴会时，整个房间都用红色装饰起来，人民代表唐茹瓦先生在国民议会上曾经对这一点大发雷霆；如果这位可敬的唐茹瓦先生同我一道到奥克萨里来，他一定会吓得害神经病。在这里，不是一个房间，而是整个城市都用红色装饰起来了。什么样的红色呵！非常鲜明的血红色染红了房子的墙壁和楼梯，染红了男人和女人的衬衣；深红色的巨流甚至充满了排水渠，并且染红了马路；一些满脸胡子、面目凶恶的人提着大桶在街上走过，桶里装着触目惊心的起红泡的混浊液体。看来，红色共和国在使用一切恐怖手段来进行统治，看来，断头台、蒸汽断头台在不停地进行活动，“辩论日报”描写得那样可怕的buveurs de sang〔杀人魔王〕在这里明目张胆地举行残忍不堪的痛饮会。但是奥克萨里的红色共和国是完全无罪的——这是勃艮第的采集葡萄的红色共和国，在这里津津有味地吞食这个红色共和国的最名贵产品的杀人魔王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正直的共和党人先生们，那些巴黎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而可敬的唐茹瓦先生虽然满怀善意，在这方面却充满了红色的贪欲。在这个红色共和国中，要有满口袋的钱该多好呵！1848年葡萄空前大丰收，连装葡萄酒的桶子都不够。此外，质量也非常好——比1846年的葡萄酒还要好，也许甚至比1834年的葡萄酒还要好！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来，按照低得出奇的价格购买1847年的剩余葡萄酒——只花2个法郎就可以买到140公升一桶的好葡萄酒；载着空桶子的大市一辆接一辆地来到每一家大门口，但是桶子还是不够。我亲眼看到奥克萨里的一个葡萄酒商人把满满好几桶质量很好的1847年的陈葡萄酒倒在街上，以便腾出桶子来装新的葡萄酒，当然，这种新的葡萄酒会给他带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投机机会。有人对我说，这个葡萄酒商人在几星期内就这样倒掉了将近40大桶（f?ts）葡萄酒。我在奥克萨里喝了几瓶陈的和新的葡萄酒，就渡过云纳河，向右岸的群山走去。公路是顺着河谷前进的，但是我却沿着一条比较短的旧路翻过山去。天上多云，天色阴暗，我自己也感到很累，因此就在附近的一个离奥克萨里几公里路的村子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太阳刚出来，我就动身了。这一天的太阳特别美丽。道路通过一片葡萄园，越过一个相当高的山岭。我在上山时花了不少力气，但是山上的美丽如画的景色已经给了我报酬。在我的眼前是一片一直通往云纳河的岗峦起伏的斜坡，再下去是绿色的云纳河河谷，河谷里绿草如茵，白杨环绕，无数村落和农舍散布其间，在后面则是灰色石头的奥克萨里，它靠着对岸峭然壁立的山岩；到处是村落，到处都看到葡萄园，一望无际的葡萄园，而耀眼的灼热的阳光（它的光芒只是在远处才被秋天的柔和的薄雾所挡住）倾泻到这个大锅里去，在这里，8月的太阳在煮最名贵的葡萄酒。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法国的这种说不上特别美丽的风景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当然，并不是某一个细小的部分，而是全部景色的总和，才使它显得这样丰满，而这在其他地方是很少看到的。莱茵河畔和摩塞尔河畔的悬崖峭壁比法国美丽得多，瑞士的各种景色的对照比法国雄伟壮丽，意大利的风景的色彩比法国鲜明，可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全部景色的总和都没有法国这样和谐。我怀着异常满意的心情，把目光从铺满了繁茂的绿草的广阔的河谷转向长满了同样繁茂的葡萄树的群山，转向淹没在果树丛中的无数村落和城市。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不到一小块光秃秃的土地，看不到一个不惹人喜爱的不悦目的地方，看不到一块没有长着植物的粗糙的岩石。到处都是繁茂的植物，到处都是一片发出秋天的青铜色的美丽而鲜艳的绿色，这一切都沐着阳光，而10月中旬的阳光还很强烈，足以晒熟葡萄藤上的每一颗葡萄。我向前走了一小段路，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新的同样美丽的景色。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在一个比较窄的盆地里，是圣勃里，这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也只靠酿造葡萄酒为生。在这里，风景的细微末节也象前面的地方一样，不过规模较小。下面，在河谷中，小城市的周围有牧场和花园，在四周，在盆地的斜坡上种着葡萄树，只有北边，才有翻耕过的或者收割后长满了绿色的紫苜蓿的田野和草地。下面，在圣勃里的街道上，也象在奥克萨里一样，行人熙熙攘攘，到处都摆着桶子和压榨机，居民们到处都在欢天喜地地忙着压榨葡萄，把葡萄汁吸到桶子里去，或者提着装满葡萄汁的大桶在街上走。这里也有市场，在比较宽阔的街道上停着农民的大车，车上装着蔬菜、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农民们戴着白色的尖帽，农妇们围着马德拉斯布做的头巾，说说笑笑，吵吵嚷嚷，在葡萄酒酿造者中间挤来济去；在小小的圣勃里居然也有这样热闹的场面，使人觉得好象置身在大城市中一样。在圣勃里的那一边，道路又缓慢地通到山上去了。但是我特别高兴地登上了这个山。在这里，人们还在忙着采集葡萄，而在勃艮第，采集葡萄甚至比在莱茵地区还要快乐得多。一路上我尽碰见一群群非常快乐的人们、非常甜的葡萄和非常美丽的姑娘；在这一带地方，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只要步行3小时左右就能到达，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好处。任何一个法国的城市妇女都会这样唱：如果我敢在美丽方面，同乡下姑娘比较，我就戴上一顶缀有玫瑰色或天蓝色带子的草帽[281]。恰恰相反，她们很清楚地知道，她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由于有钱，她们才能够保持清洁和衣着称身。她们知道，农村姑娘即使没有从自己的父母那里承受下来法国人不喜欢而德国人却引以自豪的宽大的骨胳，但是由于在日晒雨淋下进行累人的田间操作，由于不容易保持清洁，由于无钱修饰自己，由于穿着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极不称身、极不雅致的衣服，在多数场合下，竟变成了走起路来象鸭子、打扮得鲜艳夺目的、笨拙可笑的稻草人。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德国的同胞更喜欢农家姑娘，这也许是对的。我们尊敬健壮的女养畜人的那种龙骑兵式的步伐，特别是她们的拳头；我们给予围在她们结实的腰部的那些翠绿和火红的方格纹衣服以应有的评价；我们尊重那些从她们的颈子一直拖到脚跟的无可非议的平面，它使她们从后面看上去就象一块发着五颜六色的花布的木板！可是人们的爱好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希望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同样值得尊敬的那一部分德国同胞能够原谅我，因为面孔洗得很干净、头发梳得很光亮、身材长得很匀称的圣勃里和威尔曼顿的勃艮第女人给我的印象，要比我在塞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遇见的那些母水牛给我的印象更加舒适；这些母水牛生来肮脏，毛发蓬乱，身体发胖，当人们在她们面前卷纸烟时，她们就瞪着两眼，当人们用地道的法国话向她们问路时，她们就叫着跑开去。因此，人们会相信我：我在上山时花了更多的时间躺在草地上吃葡萄，唱葡萄酒，同种葡萄的人和他们的姑娘们谈笑；而我登上这一座不很高的山所花的时间，可以用来登上布罗肯山山峰，甚至登上少妇山。况且，每天都能把葡萄吃得饱饱的，因而在每一个葡萄园里都能找到适当的借口同这些老是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男女们交往。可是凡事都有尽头，这座山也不例外。当我顺着对面的斜坡走下去，进入引人入胜的克尤腊河——云纳河的小支流——河谷，一直向环境比圣勃里还更美丽的小城市威尔曼顿走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但是，过了威尔曼顿，自然界的美很快就消失了。较高的佛锡昂山脉渐渐地迎面而来，这是塞纳河、罗尼河和罗亚尔河诸流域的分水岭。从威尔曼顿上山，走了好几个钟头的路程，并且通过了一块长长的贫瘠的高地，高地上裸麦、燕麦和荞麦多少已代替了小麦
对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历史性反思
2017.xslmqyjlt ）在对“东突”问题、“三股势力”和现当代中亚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界存在着一种较为流行的“双泛”说(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这一阐释路径是中国学者的概括，比较稳准地切中了上述重大现实问题的肯綮。不过，对于“双泛”问题的认识，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明晰之处。“双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我们对一些敏感的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双泛”是中亚的某种内在的主体性叙事话语。对中亚地区的认识，存在着诸种叙事，但多属外在的、他者的——华夏的、俄罗斯的，现在可能还有美国的。把“双泛”作为一种地方的、内在的、主体性叙事，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中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也只有更为客观地呈现“双泛”的历史形态，才能在今天认清它的缘起、传播过程、失败原因及其当代转型。一、为何要建立历史认知？在过去，国内对“双泛”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建构一种“反话语”。所谓“反话语”，就是一种被有意识地界定出来的对抗性话语，其目标是为了对某种话语进行批判和否定，而这种批判是要建立一种真实与虚假的两分，将批判对象说成是虚伪和虚假的，是不真实的，以此来完成批判。实际上，这样一种“反话语”的批判往往是貌似强大犀利，实则内部虚弱，难以切中对方的要害。对一个可能根本不是“真假”的问题硬要搞出个真假的区分来，其最终结果肯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在当今世界上，关于“什么是民族”的认识，已经大大进步了，那就是从斯大林的“实在论”逐渐过渡到了当下的“建构论”，当然，建构论也并不完全否认民族认同具有某种真实性的基础，但已经不是像斯大林那样把民族搞出几个明确的标准来，以期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就像对待“泛突厥主义”这个历史事物，其关键并不在于其内容的真假，而在于弄清楚它的吸引力何在。俗语说“假话说一千遍也就成真的了”，当然这是针对特定的人群，即要限定那些说假话和听假话的人。如果在这些人的内部说他们讲的是假的，所以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用，要在它的话语逻辑的内部寻求一种破解的方式，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种失败不光体现为无法击溃对方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对批判者也进行了蒙蔽。也就是你无法跟己方解释：为什么那东西明明虚假得不堪一驳，却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为什么那些坚持了“假话”的人仍然觉得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如果认为它完全是虚妄的，那为什么它有这么持久的一种生命力？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人们被它欺骗了。可是，为什么就有人甘心上当？！即令是一种欺骗，那这种欺骗为什么以及是如何会发生作用的呢？为什么谎言早被揭穿之后，“反话语”仍然无法建立起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再去争论是非和真假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关于民族的理解上来。前面我们提到“实在论”和“建构论”的问题。从安德森、霍布斯鲍姆和安东尼？史密斯等人以来，以建构论为主要底色的民族理论已经占据主流，而且也比较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真实状况。如果这个判断没什么问题，那么，在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上就会更多地关注“认同的建构”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可能是基于认同的某种建构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基本上也都是近代的产物，亦即新的事物。在这个逻辑之下，贸然地说某种“认同”是假的，显然没有太大的意义。现在，要建立关于中亚的某种常识性的知识结构，这种结构就应该首先尽量避免“反话语”式的武断，也就是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对方为什么会那么想、说和做。常识性的知识结构首先一定要尽可能历史地呈现事物的本来面貌，而避免陷入到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里面去，这样也就才能避免犯一些低级错误，并最终明白哪些针对性的斗争策略是有效的，哪些则纯粹是做了无用功，此即知己知彼。我提倡首先用一种历史性理解的视角。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要了解一种疾病或者一种病毒，那么，你首先要知道，你的目的一般都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也就是你想保护人类免受其害；但你若要是一个科学家，尤其是医学方面的专家，那你可能首先会站在病毒的角度去思考，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只有转换了立场的时候，才能最后跳出来，找到一个疫苗，遏制病毒的传播。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因为病毒当然会有变异。因此，还得学会与它共处，而不能采取一种完全对抗的立场，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次性的、彻底的解决。上面谈的都是一些认识论方面的内容，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接下来我将逐渐切入到对“双泛”问题的理解。二、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为什么会有一个中亚地区的“双泛”问题？这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简单又必须要点出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亚的历史上经历过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此过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以印欧种的雅利安人为原住民的中亚地区，其居民何时怎样变为以操突厥语的民族为主，又怎样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主要地区。” 这句话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亚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进程。这也就是，在突厥人到来之前，在广大中亚地区生活着的是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无论在古代中国西域的城郭诸国， 还是在锡尔河以南的绿洲地区， 直至公元6世纪以前， 都还是住着操印欧语的农民。而绿洲农业地区的居民和草原地区操印欧语的游牧人并无种族和语言上的不同。”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在逐渐强大后进入中亚。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突厥人虽然对中亚有所控制和影响，亦有突厥人开始迁入中亚，但并未发生突厥人在绿洲农业地区定居的情况，其与雅利安人的融合也就无从谈起。到7世纪中期，唐朝势力强大，在先后消灭东西突厥汗国之后，通过都护府的形式将中亚地区纳入唐朝的版图。不过，除了对新疆地区外，唐朝亦未曾对中亚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在此情况下，无论在新疆和中亚，本地原先的雅利安人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没有受到大的触动。而在民间层面，则有越来越多的突厥人开始迁入中亚和新疆，而少量汉族人亦开始迁入新疆。中亚地区的突厥元素开始增多。8世纪初，阿拉伯人基本完成对中亚的政治征服。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人遭到中亚本地居民和邻近的突厥诸部的激烈抵抗。此时中亚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还并不普遍。750年，以波斯人为主导的阿巴斯王朝建立。阿巴斯王朝统治时期，为了反对阿拉伯人长期的垄断地位，并出于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等考虑，波斯人和操东伊朗语的诸民族开始大规模地改信伊斯兰教，到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波斯获得普遍胜利。这加快了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 。中亚地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10世纪时尚未全部完成。中亚地区突厥化的基本完成要到成吉思汗兴起之时。在这之后，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就沦为中亚历史舞台的边缘地位。在15世纪的时候，放眼广大的中亚地区，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了。也就是说，自世界近代历史展开以来，中亚基本上就是一个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的地区。从具体的区域分布来看，大致来讲，中亚的伊斯兰化有一个南北区分，就是北部的游牧社会伊斯兰化程度相对比较低，而南部的农耕地区伊斯兰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南部居民的伊斯兰情结更深厚，宗教上也更为保守和虔诚。三、泛伊斯兰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阿富汗尼的思想国内外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研究，在学理上都追溯到阿富汗尼 。阿富汗尼认为，西方优越的物质文明对东方是个威胁，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在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首先以埃及为主建立起伊斯兰国家，进而克服苏丹和波斯，最后统一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领土，使穆斯林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1892年，阿富汗尼致信给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提出了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计划，随后他被邀请到伊斯坦布尔，协助苏丹谋划其泛伊斯兰主义政策。阿富汗尼在伊斯坦布尔一直呆到去世(1897年) 。通过对阿富汗尼言论和思想的考察可以发现，阿富汗尼的思想是有革命性的。他有一种深层次的对抗西方威胁的整体考虑，也就是为了使穆斯林世界能够对抗西方的威胁。阿富汗尼力图建构一个新型的穆斯林整体，这不是过去传统时代的穆斯林兄弟之情，而是有一个直接的指向，即西方的近代新式民族国家模型。也就是，他要把穆斯林世界建构成一个能够与西方新式民族国家对抗的实体。（全世界穆斯林分布图）阿富汗尼的伊斯兰主义思想不是一种传统的宗教感情，而是与现代反殖、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着相通之处，可以被称为一种宗教性的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 。1870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堂建立并开放，阿富汗尼前往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把西文中的nation翻译成阿拉伯语milla(即土语中的millet)，阿富汗尼号召，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的方法以及复兴光荣的过去来重新振兴“伊斯兰民族”(Islamic nation 或 milla)。可见，阿富汗尼是把“伊斯兰民族”等同于西方的单个民族国家。2、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并杀死了最后一任哈里发。对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而言，哈里发制度在1258年就完结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517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取得哈里发头衔，从此，奥斯曼帝国的皇帝(Padi？a)就拥有了两个头衔——苏丹与哈里发。但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极少启用哈里发的头衔，因为，对于16世纪军事强大的奥斯曼奥斯曼人来说，这个头衔没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因此，长期以来，除了对外发动圣战、对内根据伊斯兰原则实行划教区(米勒)而治外，奥斯曼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刻意地在国内张扬一种伊斯兰意识，也没有在对外关系中强化其哈里发地位 。但在近代基督教列国的压力下，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强化其自身的伊斯兰认同与哈里发制度，实行泛伊斯兰主义。从这方面来讲，奥斯曼帝国以哈里发制为核心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对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力的一种应对。从17世纪末起，随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处于守势的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进入18世纪，扩张中的俄国在黑海和高加索方向上多次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夺取了原属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俄国的长期目标是占领全部黑海沿岸地区，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将黑海变为内湖，并向地中海发展。在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的军事与政治力量骤然衰落，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战败之一。针对局势的改变，在应对内外危机方面，奥斯曼帝国开始采取不同的策略。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优势已经完全显现。那么，对于穆斯林世界来说，诉诸于利用哈利发来号召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抵抗，是一个很自然的诉求，这也正是阿富汗尼的目标方案。从当时的现实来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伊斯兰国家能够担纲，只有一个没落的奥斯曼帝国。（图为17世纪俄国火枪手）奥斯曼土耳其人启用哈利发制度，目的是做一个防御性的工具，渴望能够获得内部团结的力量和外部广大穆斯林的支持。马丁认为，在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推行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并不是出于把全世界的哈里发人民统一成一个伊斯兰帝国的理念，苏丹只是力图利用它为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区的穆斯林带来一种统一于中心的感觉。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帝国加强中央集权、进行整合政策的继续，也是“建立某种原型民族主义形式的努力”；泛伊斯兰主义只是一个政治手段，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关心的是巩固自己在日益没落的帝国的统治 。当然，刺激奥斯曼人动用哈里发这一工具的还有别的因素。18世纪末，名义上还在奥斯曼统治之下的阿拉伯半岛兴起了瓦哈比主义运动 ，这对帝国提出了宗教和军事方面的双重挑战，并直接威胁了帝国对边疆的统治。瓦哈比主义者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伊斯兰继承人，否认奥斯曼帝国的合法性。在19世纪早期，瓦哈比运动攫取了对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动摇了奥斯曼帝国作为伊斯兰帝国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宣称自己是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成为土耳其皇帝的自然选择。19世纪后期，俄罗斯人已经击溃了中亚的穆斯林汗国，包括布哈拉、希瓦和浩罕，并将阿富汗作为与英国势力范围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开始后，苏丹派遣了一个高级使团前往阿富汗，希望能得到阿富汗人的帮助，联手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俄国。奥斯曼的使者还顺访了印度孟买，在那里受到印度穆斯林的热烈欢迎。随后，苏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还派遣了很多代表前往穆斯林地区寻求支持。很多国家的穆斯林统治者，包括乌兹别克的可汗、克里米亚的可汗以及在东印度苏门答腊的苏丹们，都承认奥斯曼统治者的哈里发地位。他们有时也认可奥斯曼人是自己的世俗领袖。比如，中亚喀什葛尔(Kashagar)的统治者【阿古柏】就曾在19世纪发行过带有奥斯曼苏丹名字的硬币；阿富汗的埃米尔不但承认奥斯曼苏丹是真正哈里发的继承人，而且还同意在星期五的聚礼日上诵念他的名字 。在新疆地区，19世纪60年代阿古柏入侵之前，并没有崇拜奥斯曼苏丹的情况，阿古柏入侵新疆时，一方面打着“伊斯兰教解放者”和“伊斯兰教捍卫者”的旗号进行所谓的“圣战”，另一方面又以求得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册封(埃米尔)为荣。为了彰显其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关切并强调自身的领导地位，哈米德二世曾经向世界各地派出宗教使团，宣扬泛伊斯兰主义。1901年，哈米德二世任命哈桑•恩威尔•杰拉莱丁帕夏为团长，率领一个宗教使团到中国的新疆地区。一路上杰拉莱丁帕夏遍访各穆斯林地区，并以苏丹的名义慰问这些地方。1908年，奥斯曼帝国还试图与中国官方取得联系，允其设立奥斯曼帝国领事，并由该领事负责中国境内全体穆斯林的利益问题。该要求遭到满清政府的拒绝。1903 年，新疆的毛拉木沙•赛拉米完成了其关于阿古柏政权的史书，初名为《安宁史》，后又将该书修订和增补。毛拉木沙•赛拉米为了表示对当时奥斯曼国家的哈里发阿卜杜•哈米德(伊米德)的尊敬，他把这部修改完成的历史著作称为《伊米德史》。因此，如果说1903 年的《安宁史》更多的是表现了作者对和平安祈盼和渴望，那么，《伊米德史》则更多得寄托了作者暮年的浓厚宗教情结。作者用奥斯曼皇帝哈米德作为其书名，可见“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声称哈米德二世是“全体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的保护者”，这说明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已经为新疆的宗教界人士所接受。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失去了巴尔干，同时也就丧失了向欧洲异教地区扩张伊斯兰教的声望。作为对这一劣势的反弹，奥斯曼帝国开始更强调其伊斯兰特征。1914年，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宣布对协约国进行“圣战”。但这次战争却沉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在大战期间，以恩维尔为首的帝国政府曾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策略，即利用伊斯兰教来煽动英、法、意等国家穆斯林殖民地的反抗，但这一做法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阿拉伯人的战时态度更为严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1914年，阿拉伯人对“圣战”没有响应。1916年，在麦加的谢里夫？胡赛因的领导下，一大部分阿拉伯人与英国缔结秘密协定，以求在战后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这样，对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兰团结就成了幻想，以哈里发为框架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在实际上也遭遇了失败。四、泛突厥主义1、沙俄统治下的泛突厥主义一般认为，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操突厥语诸民族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最基本的政治内涵可概括为世界上讲突厥语的各民族联合起来，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土耳其领导下建立一个庞大的突厥帝国。按照“泛突厥主义”理论家的说法，位于伊朗东北、咸海东南的图兰低地，是所有突厥人的发源地，被视为所有突厥人的“原乡”。因此，“泛突厥主义”又被称为“图兰主义(Turanism)”。其实，“泛”是后人加上去的，“泛”即“大”。按地域顺序，泛突厥主义先是在俄国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沿岸、阿塞拜疆的鞑靼人中出现的，而后扩展于中亚的乌孜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最初，泛突厥主义思潮是为了反抗沙皇俄国民族压迫的暴政，同泛斯拉夫主义相抗衡。有学者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境内的“双泛”并不仅仅是一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文化反弹。随着俄罗斯资产阶级对鞑靼人经济特权和进步的日益威胁，鞑靼人还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反抗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倾向的工具 。出生于克里米亚贵族的易司马仪•加普林斯基(1851-1914)，是俄国泛突厥运动的鼻祖，有“泛突厥主义之父”的称号。在加普林斯基等人的领导下，以泛突厥主义为指导，在俄国全境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中发起了“扎吉德”运动。“扎吉德”一词乃“新的”之意。这一运动成为当时鞑靼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一面旗帜，而且对于整个操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的资产阶级也发挥着动员组织作用，从而为俄国泛突厥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他们主张俄国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为了争取民族复兴，首先通过建立共同的、规范的语言和文化，而后通过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而在思想上、行动上联合起来，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解体之后，中亚再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大政治体，在16世纪逐渐兴起了希瓦、布哈拉、哈萨克、土库曼等大大小小的汗国。沙俄在19世纪末先后征服了中亚诸汗国，并于1884年在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从此，整个中亚地区正式划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亚地区的社会结构 。在沙俄政府的怀柔统治之下，伊斯兰教在中亚得到了发展，“在沙俄时期，伊斯兰教不仅是穆斯林的最高精神支柱，而且也是沙皇政府颇为青睐的一支有组织的民族政治力量。”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大量俄罗斯移民涌入中亚地区。斯拉夫移民的到来，开始改变中亚地区的人口格局，也骤然使经济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文化冲突问题凸现出来。斯拉夫人瞧不起广大穆斯林，将他们视为“低等人” 。“俄国政府在中亚的大规模移民和土地剥夺与转拨，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亚地区社会动荡和1916年民族暴动的重要原因。”俄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对中亚的高压和掠夺政策，激起了中亚当地平民、僧俗上层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俄国对中亚的殖民政府具有两面性：一是掠夺和高压；二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进步的思想观念。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有不少穆斯林人士参加，唤醒了中亚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中亚民族主义从此正式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随着历史的发展，中亚民族运动开始提出自己的目标，即结束俄国在中亚的民族压迫，给予穆斯林广泛的自治权。中亚民族主义最初是以本地穆斯林代言人的身份登上舞台的，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以往学者比较关注“双泛”的影响，相对忽视了中亚地区的复杂性，尤其是本土性民族主义的发展实况。首先，在北部草原地区，由于历史上伊斯兰化程度比较浅，加之与俄国中央地带接触更多，从而在哈萨克大草原产生了带有欧洲式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他们力图将哈萨克民族运动纳入在俄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开展自由主义改革的轨道中，主张同立宪民主党合作，认为这种方针对哈萨克民族比较有利。另外，他们还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游牧主义。但在南部的突厥斯坦总督区，由于离俄国本土比较远，历史上伊斯兰传统影响深厚，民族成分复杂，斯拉夫移民很少，这里“双泛”普遍流行。在中亚地区，泛突厥主义比泛伊斯兰主义更受欢迎。泛伊斯兰主义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外交而传入中亚；泛突厥主义则通过鞑靼穆斯林直接影响到中亚。扎吉德运动就是以泛突厥主义为指导发起的，这一运动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既反对沙皇专制，又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愚昧。总体来说，扎吉德运动是一种改良运动，多数成员并不主张与俄国分离。到一战爆发前后，扎吉德运动的政治功能越来越强，成为后来突厥斯坦民族主义政党的先声。2、十月革命前后中亚的民族二月革命后，中亚地区相继成立了苏维埃，但参加中亚苏维埃的各党派的基本成员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很少有当地穆斯林的代表。中亚穆斯林组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组织。1917年3月，塔什干居民自行成立了穆斯林代表委员会，其基础就是扎吉德运动。随后，突厥斯坦各地城镇很快都建立了穆斯林委员会。二月革命后，中亚也出现了“两个政权”——临时政府与各级苏维埃。但在这两个机构中，实权都掌握在俄罗斯人手里，当地各族居民虽然也有代表，但没有多少发言权 。因此，中亚当地居民的要求并没有受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重视。二月革命之初，中亚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自治或自决皆无明确概念，所追求的还是在“同一个俄国”享有与俄罗斯人平等的权利 。因此，1917年9月举行的突厥斯坦边区第三次穆斯林代表大会，还宣称要支持临时政府。但随着对俄罗斯人的日益不满，中亚民族主义者终于走上了建立地方民族政府的道路。在突厥斯坦区，由于受“双泛”的影响，他们根本不提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主张的是全民族(实际上是中亚全体穆斯林)的统一，鼓吹建立代表整个民族的统一机构——“穆斯林委员会” 。1917年4月29日-5月6日，四十二个地方穆斯林委员会的代表在塔什干举行边区穆斯林首次代表大会。大会主张建立一个以民族自治和“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突厥斯坦联邦自治共和国。他们并没有提出脱离俄罗斯的要求(这次会议的450名代表中有93名俄罗斯人)。代表大会最终选举产生了一个名为“穆斯林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组织，哈萨克人卓卡耶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1917年夏，从穆斯林委员会中分裂出一个极端的“宗教委员会”，它极力主张突厥斯坦脱离俄国，从而成为“泛突厥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这反映出一部分上层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要求。由于临时政府没有在中亚实行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致使突厥斯坦民族主义分子的不满情绪日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从温和转向激进、从自治转向独立。1917年9月，一批有影响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聚集浩罕，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其首脑就是卓卡耶夫。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并没有什么感觉，认为那是俄罗斯人的“内斗”。初期，布尔什维克和临时政府都没有关注穆斯林。在原突厥斯坦总督区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也基本上没有穆斯林的代表，更谈不上他们的权利问题，这导致1917年11月底在塔什干召开的穆斯林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视立场。边区各地的民族主义者向浩罕集结，这里成为中亚民族主义的大本营。1917年12月10日，浩罕召开第四次穆斯林非常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临时政府，通常称为“浩罕自治政府”，虽未脱离俄罗斯，但反对任何俄罗斯人的政党干涉穆斯林的内部事务。浩罕政府虽是一个民族自治政权，但带有较浓的政教合一色彩 。对于浩罕政府的自治要求，1918年2月初的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团提交了“关于突厥斯坦自治”的决议草案。但是，这个决议只提到“努力建立边区无产阶级自治，”并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治”。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用阶级话语取消了民族话语，使得浩罕自治政府的要求毫无进展。浩罕政府自知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已经不可避免，于是抓紧拼凑武装力量，并联合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最终，1918年2月20日，苏维埃军队攻占浩罕，自治政府垮台。胜利者对“顽抗分子”进行清洗，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致费尔干纳省后来长期成为“巴斯马奇运动”的根据地 。在布尔什维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它逐渐认识到穆斯林的力量，于是，在消灭了浩罕政府后，便着手在突厥斯坦筹划建立自治体制。1918年4月30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条例》，建立了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实行自治的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但这个自治对当地穆斯林来讲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被选进这个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穆斯林微乎其微 。另外，自治是区域自治而非民族自治。1918年6月，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了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但党员当时基本都是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党人日益重视穆斯林问题，1919年3月，突厥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在党委会中设立穆斯林局，负责制定推行共产党对穆斯林的政策 。但突厥斯坦党委的政策遭到了自治共和国政府的抵制，这一矛盾引起苏俄中亚的高度重视。1920年1月举行的突厥斯坦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民族主义者获得了重要胜利。当地共产党员占了大会代表的多数，大会通过决议，要把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改为自治的“突厥民族”共和国，同时突厥斯坦共产党改为“突厥民族”共产党。此举表明，不少当地共产党员深受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他们要把突厥斯坦变成俄国境内所有讲突厥语诸民族的统一体，同时要吸引境外的突厥民族 。中亚本地党员的民族主义倾向引起莫斯科的警觉，突厥斯坦共产党五大的动向使以伏龙芝为首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意识到，民族主义是当地最大的威胁。俄共布中央在1920年3月8日发表指示，强调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突厥人的自治共和国，而是“居住在那里的各主要民族：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自治共和国”。从而否定了建立讲突厥语民族的统一体的主张 。在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过程中，直接隶属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权力也日益膨胀，俄共布明确拒绝穆斯林参加该委员会。在一份来自肃反委员会的报告中，针对穆斯林党员的指控是：他们企图僭夺权力，企图用民族主义的泛伊斯兰主义宣传来取代共产主义，以及支持巴斯马奇运动。结果，民族主义分子被清除出党，党委会的穆斯林局也被取消。经过清洗，党内本地人的比例明显下降。苏俄建国初期的内战期间，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外交和军事权力被取消，并通过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和红军第四军掌控了自治共和国的更多权力。3、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随着苏维埃政权赢得内战的胜利，以及随后在中亚拿下中亚的希瓦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苏联领导人开始通盘考虑对中亚的治理，于是民族划界提上议程。在民族划界之前，中亚的情况是：“中亚居民中民族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尤其是在中亚居民人数占压倒优势的突厥语诸民族，由于受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更不愿意把他们划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不仅这些民族旧的上层人士坚持‘突厥族’的整体观念，就是在中亚共产党员中间，这种观念也颇有市场。” “泛突厥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塔吉克人讲伊朗语族语言的权利。“十月革命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1920年以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共产党员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河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而在原沙俄时期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则有建立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的自治共和国的呼声。在吉尔吉斯(在当时是指今天哈萨克的误称，说明当时对中亚所谓的各民族/部族根本没有清晰认识)和花剌子模还有建立‘中亚联邦’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都遭到了批驳，但俄共中央还是得认真面对如何破除拥有2000万人的庞大‘突厥民族’自治共和国的怪影的工作，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中亚的各‘突厥民族’进行认真‘识别’。”“最初列宁建议绘制划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突厥斯坦民族志地图，详细弄清这三部分合并与分开的条件。这表明，当时苏俄最高决策关于中亚民族识别、划分方案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和土库曼三国。但后来如何出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土库曼、卡拉吉尔吉斯(即吉尔吉斯)、塔吉克5个民族的识别和划分，目前尚无权威档案材料。按照一个德国人的说法：‘1920年突厥斯坦前线指挥官伏龙芝向列宁轻视突厥斯坦分离问题，列宁指示不作任何行动，紧接着列宁就这一问题指示成立委员会，于1921年下令划分突厥斯坦，并编制民族志地图。这件事交由突厥斯坦省长官署的秘密工作头领柯恩办理。柯恩建议把突厥斯坦分成5个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一说法尚待考证，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中亚5个民族和5个自治共和国的划分方案是在办公室内构思和最终决定的。”那么，苏联为什么如此重视在中亚进行民族的划界呢？为什么特别要把中亚划分为5个民族国家？首先，是为了在政治上取消伊斯兰教的强大影响。中亚居民历来不强调民族差异，而是以穆斯林的统一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有必要将“穆斯林整体”划分为多个民族，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分而治之；其次，各民族“分居”之后，就会逐渐出现文化上的差异，进而冲击传统的中亚政治统一性，也就是取消“双泛”的影响。综上，苏联对“双泛”一直存有防备之心。这种防备之心的体现，就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当时的中亚资产阶级们显然看出了这一点，斯大林的话也反映出来了。斯大林后来在解释中亚地区的民族划分是说：“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不久前完成的民族的划界，可算作这样接近群众的榜样(即，使苏维埃接近群众—引者)。资产阶级的报纸把这种划界看作‘布尔什维克的诡计’。”泛突厥主义分子对苏联的这种“诡计”不能说没有认识，也不能说没有反抗。但他们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抗衡强大的苏联。实现突厥语系各民族的统一，特别是政治统一，当然需要一个有能力充当核心的实体。沙俄统治下的任何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包括民族意识觉醒最早的鞑靼在内，由于政治、经济、人口等种种原因，显然都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当时泛突厥主义者的目光几乎毫无例外地转向土耳其人占统治地位的奥斯曼帝国——突厥语诸民族中唯一存在的国家实体。沙俄境内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如胡赛因扎德？阿里、优素福？阿克储拉、阿赫迈德？阿加奥卢、加斯普林斯基等纷纷去了土耳其。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Zeki Veldi Togan在政治努力失败后，曾投奔巴斯马奇运动，但他在改造巴斯马奇运动失败后也去了土耳其，后成为著名的突厥历史研究专家。对苏俄建国来讲，中亚的“双泛”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一个威胁。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到中亚的民族划界，到最后成立五个加盟共和国，内中其实一直管穿着一条苏共与“双泛”进行斗争这样一主条线。对于中亚五个共和国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统一的超“国界”的共产党等级制度实现的，这便是苏联特色的“党国体制”。中亚民族划界与民族共和国的建立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双泛”在中亚的发展方向。作为民族主义的泛突厥主义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只得龟缩于文化领域，这是其政治失败后的不得已选择，况且，它还不断面临来自苏俄和中亚本地新民族主义的双重挤压。中亚新的民族国家的成立，培养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他们就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也就是从封建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步进入到了资产阶级阶段(因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实际上，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的方案。尽管我们前面更多地强调，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国家构建，是某种“分而治之”的实用主义策略，但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已充分证明，当时的苏联有着关于民族问题的成熟的政治理念，它的民族划分并非完全是俄罗斯人一手主导的“乱弹琴”，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中亚当地反对泛突厥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积极地参与了民族划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与妥协的变奏；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也有在中亚地区实现其共产主义版本的现代化的考虑。4、当代泛突厥主义：从土耳其到中亚土耳其是当代泛突厥主义的中心。新疆“七五事件”发生以后，土耳其的态度非常扎眼，尤其是其总理埃尔多安发表的激烈言辞更引发中国政府和国民的强烈不满 。土耳其基于“双泛”立场的言行值得我们的注意、警惕和分析。王治来先生指出，在奥斯曼帝国，15世纪上半叶穆拉德二世时，开始出现所谓突厥民族意识兴起的迹象。这时奥斯曼苏丹采用“汗”的称号。拉施特的《史集》第一卷就在这时被译成了奥斯曼突厥文。该书所载传说中的中亚的乌古思汗，被信以为是奥斯曼皇室的祖先，同时，研究突厥古文物的风气流行起来。但由于16世纪以后， 在伊朗出现一个由信仰什叶派的操突厥语部族建立的萨法维王朝，使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与中亚的操突厥语部族隔断了联系。其对中亚的影响， 要通过或假手于伏尔加河或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真正开拓操突厥语各族对古代突厥史认识的，是近代对突厥历史文化的研究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较早学习西方的，也应该较早地接触到了以法国人德经为代表的汉学家们的著作。德经从中国的古代历史资料里面读到了有关突厥的历史记载。19世纪中期到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读到德经等人的作品后，不免对自身种族的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这到后来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近代的语言学分类中，阿尔泰语系下有突厥语族，突厥语族包含不同方言：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奥斯曼-土耳语等。在特定条件下，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资料成了民族主义意识的素材。司托雷平时期，俄国加紧镇压泛突厥运动，使得不少的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纷纷逃往土耳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密切配合，出版刊物，大肆鼓吹“双泛”思想。俄土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更号召俄国穆斯林与土耳其合作，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著名的鞑靼民族主义者优素福？阿克储拉(Yusuf Ak？ura)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在巴黎的学习过程中，他获得了一般的政治和历史意识 ，他在其名篇《三种政策》中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不切实际，指出，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最实际可行和有效的是泛突厥主义 。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青年土耳其党的决策人恩维尔等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国策加以推行，鼓吹建立一个以中亚的撒马尔罕为首都的“大突厥帝国”。他们建立秘密机关，建立以德国人冯？亨蒂希为首的特务组织，向有关国家进行渗透。仅在1915-1916年就向阿富汗、俄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派遣间谍，散发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小册子上万册。他们还在布哈拉和高加索地区贩运枪支，煽动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闹事，这类活动也蔓延到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衰朽而濒临灭亡，其个别领导人在中亚-高加索一带搞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并不全是出于什么政治理想，毋宁说，更多地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 。苏联崩溃后，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泛突厥主义似有重返中亚历史舞台之势 ，而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在土耳其又沉渣泛起。土耳其急于填补中亚的政治真空。美国支持土耳其扩大对高加索和中亚以至新疆各突厥语民族的影响，成为一个“区域领袖”。厄扎尔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极力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境外土耳其人”的联系，特别注意与中亚五国发展关系。在90年代初，土耳其对中亚国家提供了不少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支持，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土耳其转向中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通过施加其在该地区的影响来抗衡伊朗和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防止俄国影响的抬头。土耳其也希望通过此种选择刺激欧洲，使欧洲意识到土耳其的重要性，进而吸收其成为欧盟成员国。不过，土耳其与突厥语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快就受到了较大抑制，一方面是土耳其本身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很快又在中亚地区确立了影响。对土耳其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它最希望得到的还是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2006年7月2日，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到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城市杰伊汉的输油管道正式开通 ，这部分地是土耳其长期以来利用文化亲缘关系来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结果 。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有一种迫切地“去苏联化”倾向，主要表现在日益强调突厥语言和文化，消解俄罗斯语的影响。也就是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中亚各国从前苏联独立出来后，面临着新的国家/民族建设问题。隶属于苏联的时候，这些中亚国家的本土语(突厥语)基本上被俄语取代了；独立后，又需重建民族意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恢复本土语言；但一个世纪的俄罗斯化使中亚社会的发展中增加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与情感因子，已成为影响中亚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之一 ，俄语已经普及为大众语言和官方语言，所以语言本土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向土耳其学习拉丁化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这股民族主义热情很快就退温了，因为，让人们放弃使用熟练了的俄语，要花费很高昂的成本。泛突厥主义在后冷战时代已很难引起中亚地区各族人民的共鸣。中亚领导人很快就承认，突厥语各民族之间只有文化共性，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另外，由于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强烈反对，中亚的“泛突厥主义”运动一直处于狂热不减但效果有限的状态。作为当代“泛突厥主义”运动策源地的土耳其，其综合国力有限，其国内的“泛突厥主义”政治势力也受到多方牵制，目前，土耳其在中亚的“双泛”活动，主要是通过居兰运动 。尤其是俄罗斯逐渐恢复生气，重新重视其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存在，在此情况下，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纷纷强调要平衡它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五、反思“泛”政治1924年，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废除了哈里发制。从此，以哈里发制为框架的泛伊斯兰主义就失去了它的主要凭靠。但这并不妨碍阿富汗尼所提出的那种“伊斯兰民族”思想继续发展。比如，生于巴基斯坦的伊克巴尔就继续提倡穆斯林民族主义的理念：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应该有穆斯林的民族国家 。这种建立伊斯兰统一体的观念，一方面有其新颖之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传统的依据。因为，伊斯兰教本身就不是一个民族的宗教，而是一个普世的宗教，穆斯林都是兄弟、“教胞”，共同的信仰就是团结的纽带(尽管有时也因为教派问题而成为分裂的原因)。如果说穆斯林民族的观念有什么新颖之处的话，那可能就在于它模仿了民族国家的形式，用民族代替了“乌玛”。实际上，多数宗教都具有普世性，都有超国家和超民族的冲动(在中世纪教权当道的时代，也就无所谓超国家和超民族的问题)。早期皈依伊斯兰的阿拉伯穆斯林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唯一被真主所选定的人群，相反，伊斯兰教不断地扩张，并通过多种手段吸纳信徒，使穆斯林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百分比)国内学者将哈里发被废之后的穆斯林联合主张称为“新泛伊斯兰主义” 。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教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等，这些团体都是伊斯兰世界所建立的不同形式的交流、联系与合作的新平台/机制。新泛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思潮，只是强调伊斯兰团结的不同形式的表达而已。在我看来，强调伊斯兰团结、穆斯林联合，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讲是一个合理而自然的现象，对穆斯林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便捷的选择。对他们而言，穆斯林团结既是理想，更是手段。尤其应该意识到的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作仍然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本规范之上的。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只是个别宗教和知识界人士的理想，当然也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极端分子的主张。整体来看，泛伊斯兰主义既有历史阶段性，又受制于穆斯林世界的复杂性。历史阶段性主要是指哈里发框架下的泛伊斯兰主义在1924年之后已经不复存在；强调穆斯林团结的所谓“新泛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而只是宗教理想表达的不同形式，是宗教本身这样一种超民族联系的正常表现。值得重视的倒是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它号召以“圣战”的方式来推行其宗教理想，通过恐怖主义的手段去实现政治抱负，建立严格的教权主义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信徒来说，这都是不可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因此，重要的是区分正常的穆斯林情感与极端主义的诉求，尽管两者并非全无联系。后哈里发时代的泛伊斯兰主义已经“去中心化”和多元化，包括：伊斯兰国家之间关系的加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日趋活跃，对巴以进程等重大事件的共同关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化，等等。沙特则依靠石油美元竭力输出瓦哈比主义，对于原教旨主义在全球的复兴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原来主张建立一个“大突厥民族”的极端泛突厥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但讲突厥语国家通过各种公开机制与平台建立更为密切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常态。对于中亚各突厥语国家(包括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来说，经过近百年的民族国家建设，各国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民族认同。苏联的民族国家建构已经客观上达到了其效果。民族国家在事实上的建成，对于泛突厥主义政治本身就是一个约束，因为，它现在(被)变成了一个超政治的诉求。对中亚及其周边国家而言，重要的可能还是怎样处置所谓的“三股势力”，即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幌子，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双泛”日益地从常态政治到极端主义的转变，反过来也说明它的生存空间正变得日益狭小，对中亚及其周边的大国而言，当下紧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大战略高度上防范极端主义的被利用。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双泛”已经成为超国家、超民族的政治，其极端主义的主张则具有反政治的品格 。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是对“泛”政治的强有力约束。在主权国家时代，“泛”政治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1、要么通过合法和公开的国家-政府间关系这样的常态政治来表达；2、要么就只能龟缩于文化领域，3、或者以极端主义表现出来。对于公开与合法的常态政治，需要在认可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渠道积极参与，而不是避之唯恐不及，以致丧失主动性；对于极端主义，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依法坚决予以打击。（本文转发自叙拉古之惑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