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势力如何受不同地理区域影响
八卦建国后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籍贯（八卦、无聊、无营养、慎入）2013-03-13 22:15（作为历史地理讨论贴，大家请先默念三声“我们都是中国人，禁止地缘歧视”，否则请不要阅读此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这句话简称“五湖四海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人事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全国性政党，不以某个特定的地域为基础，和同一时期的“北洋军”、“桂系”、“西北军”这些以地方利益为基础的政治集团相比，具有很强的竞争性。中共建党后，几次战略性大转移，如四一二政变后从城市转移到山区、长征后从江西转移到陕北、解放战争后从北方数省根据地扩展到全国，都没有影响中共的组织完整，“五湖四海原则”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不过，政治人物也是具体的人，政治家的早期教育经历和基本人脉关系，对其政治行为还是有很大影响，在微观层面尤其如此。比如周恩来和彭德怀都是坚定的共产党员，但是从事统一战线工作，有大城市和名校背景的周恩来，肯定比湖南贫农和行伍出身的彭德怀合适的多。今天本文的主题，就是八卦一下中国的地理区域对政治领导人的影响。先核实几个概念，首先是“籍贯”。籍贯是个中国特有的概念，在古代，一个家族长期生活在一个地理区域，与当地的山水风土相融合，就用“籍贯”来表示其联系。同一籍贯的人，见面彼此自然亲切。古人安土重迁，籍贯容易确定，但近代以后，人口迁移频繁，尤其是中共这种经常性在全国战略转移的群体，与地域的联系颇不稳定，比如毛岸英，父亲籍贯湖南，本人在上海长大，14岁去了苏联，24岁回国，先后在陕北、北京两地生活，葬在朝鲜，很难找到和某个地理区域的紧密联系。因此本文将“籍贯”的概念稍做放宽，不再要求祖籍，仅指其人从出生到参加政治活动之前长期生活的区域，所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一段时间对成年后的影响最深，形成的社会关系也最牢固。第二，中国人描述自己的籍贯，一般是某省某县（市）。本贴一篇小随笔，讨论不到县域文化的层面，但是仅以省份划线，也有些问题。省是行政性的，和语言文化意义上的地理区域不完全重合，而后者显然对人影响更重要一些。简化起见，本文按照水系将中国划分为几个基本单元：有朋友问，为什么非要按照水系划分单元呢？我偏偏喜欢山不可以吗？抱歉，历史上人口迁移和文化传播一般是沿着河流进行的，同饮一江水的人，在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上更容易找到共通之处，跨流域则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比如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地理上同处西南，纬度和气候都差不多，但云贵属长江流域，因此云南话和贵州话属于北方方言，和四川话接近；而广西属珠江流域，广西话大部分地区讲粤语（部分地区讲客家话和桂柳话），北方人往往听不懂。因此，划定地缘单元的时候，水系是基本的划分标准。我们首先按照传统的观点，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为广义的南方人和北方人，比如孙中山是南方人，袁世凯是北方人，这很好判断。其次，“南方”内部，“南方南部”即珠江、闽江流域和海岛7政区（桂琼粤港澳闽台）属于一个板块，人口2.2亿，下文称“珠江人”或“岭南人”，（把台湾称为岭南不准确，好在 建国后也没有台湾籍的领导人）。虽然都是“南方人”，但是“江南人”和“岭南人”差异很大，政治上的表现也不一样，不可混为一谈。“南方北部”即长江流域和淮南11政区（云贵川渝湘鄂赣皖苏浙沪）属一个单元，人口5.7亿，下文称“江南人”或狭义的“南方人”，其中又可以细分为“长江中上游单元”和“长江中下游单元”，下文分别称“楚人”和“吴人”。注意本文的“吴人”比吴语区大，“楚人”也比湘语区大，这和中国传统概念有些出入，但是在近代史中，外来的西方文明是最主要的动力，“吴人”是沿海区，受外来辐射比较明显，“楚人”是内陆区，湘鄂川赣的处境都差不多，但和沿海区是不同的，因此就划为两个板块单元了。“北方”内部，“北方南部”即黄河、海河流域和淮北9政区（甘宁陕晋豫鲁冀京津）属于一个板块，人口4.0亿，下文称为“中原人”或者狭义的“北方人”，又可分为“黄河中上游单元”和“黄河下游单元”，汉唐时期分别称为“关中人”和“关东人”，不过宋代以后逐渐趋同，下文不做区分。“北方北部”即辽河、黑龙江流域3政区（黑吉辽）和内蒙古东部属于一个单元，人口1.2亿，下文称“东北人”或“塞北人”。此外，西部向西、北、南流淌的雅鲁藏布江、澜沧江、红河、额尔齐斯河各水系和内流水系4政区（蒙藏青新），面积虽然辽阔，但人口只有0.38亿，下文称“西部人”，这种划法实在笼统，不过这两个板块也从没出过国家领导人，就不详细考订了。（本文并无歧视边疆和少数民族朋友的意思，可惜边疆地区人口太少，按照一人一票的原则，出国家领导人的几率本来就不大。）再定义一下“领导人”。谁是我国的“国家领导人”，粗看不是问题，其实也挺复杂。比如1978-1989年间，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政府总理都有其人，邓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退休后唯一的正式职务只是“中国桥牌协会主席”，配上军界一把手叶剑英退休后的唯一正式职务“中国钓鱼协会主席”，简直是赤裸裸的合伙卖萌行为！反之，孙夫人宋庆龄其实是当过几天“国家元首”的，（1981.5.16-1981.5.29、人大特别决议授予的国家名誉主席），但她在政治上明显没什么影响力。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政治概念叠床架屋，最外面是一层英美的“宪法/宪政”的马甲，然后是苏联“列宁式政党”的外套，里面还是中国传统的“君相分权三省六部”的内衣，因此经常名实不符。关于古代的治理结构，稍稍展开一下。秦后中国的王朝时代，治理结构基本上可以称为“君相二元制”，即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秦汉相国/丞相、唐宋中书门下、明内阁大学士、清军机大臣等）共同治理。近代以来，为了树立革命的正当性，教科书中常将古代的皇帝描绘为“专制君主”，尤其是明清，好像一片黑暗，其实除了“开国/末世”一段战争混乱的时间以外，大多数时间，王朝的君主和宰相之间的权力大致是平衡的，两者各司其职，构成一个稳定的治理结构。具体地说，皇帝是世袭的国家元首，任职终生，名义上的神授之君。但除开国皇帝之外，皇帝一般只是出席典礼仪式，进行人事任免，但不进行实际的治理，也不承担具体的政治责任。其政治功能，主要是保证王朝法统的连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圣人垂拱而天下治”。丞相是政府首脑，下辖六部九卿诸司，总理政府全局，并以“天变”的名义对治理不善承担责任。丞相从平民中“选举”产生，（汉语“选举”一词，原指“推选、保举”，从秦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至唐宋定型为“科举考试”至清末，即通过竞争性的考试选拔人才），后期一般会演化出某种政党政治，（汉之清流/浊流，唐之牛党/李党，宋之新党/旧党，明之东林党/阉党，清末之帝党/后党）。高度的竞争性保持了政府的活力，也给民间的人材提供了一条上升渠道，并非皇帝可以随便废除（教科书中朱元璋废丞相的说法，有些夸大，明代的君权总的来说是受制于相权的）。这种“君相二元制”的传统，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结构中，就是“主席总理二元制”。如果让大家回忆起1949-1976年间“第一代领导人”有谁？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毛主席、周总理”。其实仔细考察，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确实是主席，但周恩来的政治局常委排名，从来没有列过第二位，前面不是有刘少奇、朱德，就是有林彪、王洪文。之所以民间对“毛主席/周总理”的印象最深刻，就是因为“主席”相当于“君”，“总理”相当于“相”，是治理结构中最基本的两个支点。为了简化细节，本文的讨论就基本以这两个职务的人为主。（以上背景）——————割——————（以下正文）1、建国以前中国古代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王朝大多自北而南建立，坦率地说就是北方人“征服”南方人而形成的政权，古代帝王多北方人（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详细一点，根据地在“北方西部”的王朝，如秦、西汉、西魏、北周、隋、唐、西夏、大顺，对应的中心城市是“咸阳/长安/西安”，在安史之乱前比较兴盛；根据地在“北方东部”的王朝（东汉、魏、西晋、北魏、东魏、北齐、辽、金、元、清），对应的中心城市是依次是洛阳—邺—邯郸—燕京/大都/北京，定格在北京，在安史之乱后占有优势。历史上，“关陇军人”和“东北军人”的“东西大战”，如秦赵长平之战、“大顺/满洲山海关大战”，国共辽沈战役，往往是北方统一全国的奠基石。如果南方人进行防守，长江附近的平原是守不住的，必在“南方北部的北部”，即“淮河中下游丘陵地带”，史称“淮右”地区进行，所谓“守江必守淮”。这里发生的“南北大战”，南方胜则南北分治，如秦晋肥水之战，南方败则全国一统，如国共淮海战役。南方人如果北伐，一般也是从这一带起兵。四个平民属性最强的王朝西汉、南朝宋、后梁和明，都是如此。徐州附近几个县，也就接连出了刘邦（沛县）、刘裕（铜山）、朱温（砀山）和朱元璋（凤阳）这四个“纯汉族”的皇帝。而在淮右军人庇护下的南方政权中心城市“金陵/南京”，则和西安、北京呈现一个近乎完美的等边三角形。三角形的几何中心，就是另一个古都开封。关陇、东北和淮右三个区域出皇帝，并不是北方人多么优越，其实打仗是个苦差事，正是北部相对寒冷贫瘠的自然条件，才造成当地居民当兵的偏好——杏花春雨江南的温柔世界，找个喜欢打仗的男人可不容易。相反，中国的经济区一直在国土的东南部，具体的说，大致以隋修大运河为界，秦汉隋唐的经济中心是黄淮海平原，中心城市是洛阳，经济发达则文化昌盛，战国孔孟老庄诸子、汉代董仲舒郑玄诸儒、隋唐崔卢郑李王诸世家，都来自这些地区，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宋元以后，经济重心南迁，长三角平原和江汉平原成了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带，尤其是以苏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几乎垄断了明清两代的财赋和文脉，也就是“江南才子、塞北王侯”的原因。简单的说，古代统治结构的基本组合，是北方的皇帝、南方的宰相。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也是这个模式：军事重心在西北，军机大臣多北人，财赋依仗东南，内阁大学士多南人。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规律被打乱，被迫进入世界历史的大循环，表现在地理区域上，就是接近商路和航线的区域先进，反之则落后。国土最南端的岭南单元，尤其是自然条件甚佳的珠三角，逆袭而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这种“南北大逆转”引发了一系列不平衡，南方开始挑战北方控制之下的旧秩序，出现几波“北伐”浪潮。岭南人“北伐”共五波：第一波，1850年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和广西桂平人杨秀清领衔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波、1898年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和新会人梁启超领衔的戊戌变法（主要是政治文化方面的影响）；第三波、1911年广东香山人孙中山领衔的辛亥革命；第四波、1926年广东三水人汪精卫领衔的北伐战争（孙中山已经逝世、蒋介石尚未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五波、1978年至今的“经济改革运动”（主要是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目前还在进行之中，不评价）。尤其是辛亥革命，本来在“江南人”的地盘即武汉首义，但是最后却让孙中山作了“临时大总统”，不能不说是岭南地区整体强势的结果。“同盟会”实际上是岭南人的“兴中会”、楚人的“华兴会”和吴人的“光复会”三家组成，楚人代表黄兴（湖南长沙人）以首义之功，尚且屈居孙中山之后，合称“孙黄”，吴人陶成章就更靠边了。清末民初这一段时间，差不多是广东人在中国几千年政治史中的地位最高的时期。不过，“南方南部”的“岭南人”北上，压力最大的并不是北方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毗邻的“南方北部”的“江南人”，比如第一波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对珠江流域影响很小，进入黄河流域的林凤祥李开芳也仅是偏师，主要的战乱都发生在长江流域各省。其结果，就是刺激了“江南人”的力量的反弹。如前所述，长江历来有中上游和下游、也就是吴楚两个中心，富庶的江汉平原和长三角没有当兵的传统，因此两个边缘地区——湖南和安徽人崛起，形成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湘军”和“淮军”两个军事政治集团。三湘四水之湖南省，地处内陆，民风劲悍，儒家文化保留较多，号称“中国普鲁士”，是对抗太平军的主力。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湖南籍军人遍天下，时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中国近代一大批湖南名人，或子弟，或师徒，十九都有湘军背景。相对而言，淮军不如湘军善战，但是吴语区沿海，能够和外国直接联系。既然“南北大逆转”的源动力来自外界，何不直接与外国人合作、然后自己来北伐？因此当曾氏兄弟的湘军还在用大刀长矛的时候，李鸿章已经组织起了“洋枪队”，依靠武器优势弥补力战的不足了。太平天国战争后之后，淮军继续北上，吸收北方的资源而发展成了北洋军，年龄较大的安徽籍老军官担任北洋教官，后来成为北洋军的元老派，即“皖系”，年轻的中下层军官大部分来自就近的河北省（直隶），后来成了北洋军的少壮派，即“直系”。北洋军昌盛了十几年，尝试着进行过几次南征，毕竟和当时整个中国历史走向（“南北大逆转”）不一致，最后归于失败。同理，第四波广东国民政府北伐，占领了南京上海，也发生了“四一二政变”，“江南人”蒋介石联络上英美财团，就夺了“岭南人”汪精卫的权。此时吴语区传统兵员地、也就是北部山区的安徽人还在向北洋系发展，因此由南部山区的浙江人——主要是浙南山区地带——做主力。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他在黄埔生中的核心死党如陈诚（青田）、胡宗南（镇海）、戴笠（江山），也都是浙江人。可惜浙南山区地盘不大，人力资源有限，蒋介石主要还是靠李鸿章的“美械加银弹”的办法取胜，不太能打硬仗。另一方面，传统的岭南势力以胡汉民、孙科为首，形成了国民党中所谓的粤系，“四一二”之后据岭南自守，而汪精卫只好拉拢楚人程潜、唐生智组织起“武汉国民政府”。只是汪精卫毕竟不是三湘子弟，楚人接连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汪精卫则两头不着落，最后无可奈何的做了汉奸。国民党内南京蒋、武汉汪、广州胡三派几十年合纵连横，斗来斗去，地缘之间的矛盾是基本动力之一。顺便说一句，珠三角本身也不太产军队，兵员主要来自较为贫瘠的广西，也就是国民党中的桂系，其首领李宗仁后来还当过几天南京政府的“代总统”。建国前后的八大民主党派之首：“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人物宋庆龄（广东文昌，今属海南）、李济深（广西苍梧）、何香凝（广东南海）、谭平山（广东高明）、李章达（广东东莞），基本上就是被共产党收编的“粤系/桂系国民党”，也就是开国大典上，位列副主席的两位广东人。（插播个比较容易引起争议的小贴士：现在中国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领域，湘军淮军八旗-北洋军的后人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和央视，也还是三足鼎立，而以《南方周末》为首的“南方报系”，也一如既往的扮演着旧秩序的挑战者和外来先进文化的传播者的角色。这几个单位都是黑红各色巫师上班的地方，扫把满天飞，怎么评价大家请各自随意，注意文明用语就好。）2、毛泽东时代国民党最大的缺点是浮在上层，过于依靠地主、买办、文人和外国人，脱离基层，真正接手湘军基层人脉的，是中共的队伍。中共虽然强调“五湖四海”，但内部其实也有地理之争，表现领导人方面，就是籍贯湖南湘潭的毛泽东，在党内竞争中最终胜出，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成为中共领袖之前，党内最大的对手是王明，延安整风大体上是两派的较量。王明团队俗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28B），其籍贯如下，（个别人资料查不到）：安徽5：王明（陈绍禹）：金寨；孟庆树（王明夫人）：寿县；王稼祥：宣城；陈原道：巢县；李竹声：寿县；江苏3：博古（秦邦宪）：无锡；张闻天：南汇；王云程：吴县。浙江3：徐以新：衢州；沈泽民：桐乡；张琴秋（女）：桐乡；湖北3：陈昌浩：汉阳；何子述：广水；殷鉴：黄冈；王盛荣：汉阳；湖南2：夏曦：益阳；盛忠亮：石门；四川2：袁家镛（袁孟超）：资阳；杨尚昆：潼南；其他2：何克全：江西萍乡；宋潘民：河南人。可以看出，所谓的“28B”，内核其实是一群讲吴语的秀才，尤其是四位领袖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来自吴文化的核心区，这四个人聚在一起，说话稍快，毛泽东站是在对面也听不懂的。秀才们的特长是背书，比如马恩列斯语录，延安整风中的“反对教条主义”，翻译成人人网上的词语，就叫做“反学霸联盟”。这样的团队，没有共产国际护着，最后搞不过毛泽东带领的一队讲湘语的丘八，也没什么难理解的。从后面的历史来看，“28B”中除了牺牲、退党或叛变的，吴人的结局明显不如楚人，楚人建国后大体都安排了中级以上职务，而吴人的下场都不太好：王明远走苏联、张闻天成了“反党集团”、博古（秦邦宪）外加岭南人叶挺、邓发遭遇飞机失事，史称“黑茶山事件”。（顺便说一句，研究延安整风的史学名著《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作者高华，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南京大学教授，2011年在南京病逝。日后或有人研究《<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是如何升起的》，大背景就是九十年代中共内部的吴楚易位，下详）。再用一句话讨论一下毛泽东的另一个竞争者张国焘。张的红四方面军一度占到红军的半数，但在高层的人气明显不足。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是鄂豫皖，这两个地方历来是“吴头楚尾”，不是核心板块而是夹心层。相反，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核心团队中，楚人尤其是湖南人之多，明显不成比例。建国前后，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个湖南人，军队中十大元帅，三个湖南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一个湖北人林彪，四个四川人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一个广东人叶剑英，一个北方人徐向前（山西）。这里稍微解释下四川，四川虽然地大人多，但地偏路险，蜀人出川不易，自古以来一直没有作为独立单元影响过中国政治，因此也没有四川籍的皇帝。有政治抱负的四川人一般会加入的临近的地理单元，汉唐时期主要依附关中地区，明清“移湖广填四川”之后，转而和两湖地区比较接近，包括很多生活方面的习俗，毛主席有句名言，“不吃辣椒闹不成革命”，十大元帅中有八个表示严重同意。那么，明显不吃辣椒的周恩来，又怎样进入中共核心团队呢？建国前的中共虽然一直以军事斗争为主，但共产党不是军阀，而有全面的政治纲领，在财经、金融、文化、教育领域，也有很多工作，周恩来就是这条战线的。周恩来的籍贯比较复杂，其祖父周攀龙是浙江绍兴人，和鲁迅（周树人）同族，属于著名的绍兴师爷的圈子，晚年在江苏淮安做知县，定居于此，周本人在淮安出生。周攀龙的侄子周贻谦（周恩来称为三伯父）的妻弟叫钱能训（浙江嘉善人，嘿嘿，姓钱），担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和总理，提携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赓到天津“长芦盐运司”任催调科科员和官银分号总稽核员。周贻赓无子，接12岁的周恩来到天津居住，周恩来15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直到22岁赴法留学之前，(相当于从初中到大学毕业这个阶段)，基本生活在天津。周恩来兼有南北双方的背景，但个人社会关系的重心无疑是北方，妻子邓颖超基本上也是个天津人。（邓的父亲邓庭忠是河南光山人，曾任清朝南宁镇台（南宁军分区司令），邓生于南宁，六岁到天津，毕业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稍微八卦一下天津。当时北京已经改名“北平”，时人常称“故都”，是个类似西安的文化旅游城市，不再是中国或者北方的经济中心，而天津则是和上海并列的南北两大经济中心，这差不多也是天津城市史的顶点。不过这也算不上是天津人的荣耀，当时中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经济，天津城市的核心地带是外国人的“九国租界”，经济内核是外国资本和他们的中国代理人（所谓“买办资产阶级”），然后是当时的国营企业如铁路、盐业、矿业（所谓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江南、岭南或山西的侨商（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三种人在经济上都依附于外国资本，再加上作寓公的下岗王爷、退休土匪，构成天津社会的上层，“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其实就是这些人的子弟学校。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则大多是山东河北进城农民的后代，人数虽多，但和上层却没什么往来，周恩来在天津住了10年却不会讲天津话，就是这个原因。周恩来的这种背景，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干部差别很大，以中共七大选举出的政治局15人主席团为例：大城市、商人、名校和半个北方人半个吴人的背景，让周恩来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中鹤立鸡群，在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教育、科技这些方面，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这种出身也是他在党内一直排不到第二名的原因。说个类似的事：1948年建国前夕，五十岁的刘少奇与天津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女大学生王光美结婚，做了资本家的上门女婿。这桩婚事并非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统一战线的一个步骤。此刻建国在即，大规模经济建设已经摆上议事日程，作为中共二号人物和接班人的刘少奇，必须搭建相关的人脉，刘王婚姻对刘少奇日后在文革中的下场也有直接影响，比如那个著名的“剥削有功论”。这个旁证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出身的含义。[collapse status="false" title="刘少奇提出“剥削有功”始末"]刘少奇提出“剥削有功”始末2008-10-25 16:11:07雕塑佛大千世界，趣闻横生，细细品尝，回味无穷。首页 文章页 文章列表 博文目录给我悄悄话打印被阅读次数36324年前，也就是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构成刘少奇冤案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他在1949年的“天津讲话”，即他的“剥削有功”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949年，我国的国营工业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占26.3%，国营零售商业1950年也只占23.2%，作为长期从事白区城市工作党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认为当时还必须广泛利用私营工商业来满足全国人民的需要。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范围以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他又说，“用商业的办法即经济竞争的办法战胜资本家，成为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处理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手段。”这个思想，被融会进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作为我党工作重点从农村武装夺取政权转向城市经济建设的思想准备。北平天津解放后，刘少奇以女婿的身份到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王光英送给他一条围巾，也介绍了天津工商界的基本情况。1946年国共和谈，王光美任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英语翻译。1947年谈判破裂，党把她送到延安。1948年8月21日，她与刘少奇在西柏坡结婚。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中央五大书记住在香山，刘少奇住在离双清别墅不远的来青轩。到了香山，王光美心情很激动，终于在北平有自己的家了。当时她在中央外事组工作，很想给家里打一个电话，但中央的住地要保密，只得忍住了。不过，她和少奇同志到达北京的消息，她的上级叶剑英专门派人通知了王家。当时，五大书记的分工非常明确，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交往，协商政协人事安排；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朱德主要分管人民团体，出席此类会议；任弼时主要养病，兼管土改工作；刘少奇指导城市接收工作。一天晚上散步，毛主席来到刘少奇住处，对刘少奇说：少奇啊，全国解放也快了，城市工作怎么搞，工业怎么抓，你要多出主意多出力气哟，这样，你准备一下，到天津去看看，看看那儿工商界，要稳住工商界，要向他们传达我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的经济政策是明确的，可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个面都包括了两方。这里，不包括中国和外国的关系。4个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四面八方”缺一不可，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错误。要注意，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毛主席要刘少奇到天津去，是因为当时中共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天津解放后工人要起来夺财产，资本家那头情绪不稳定，天津的社会生产形势不容乐观。要到天津去，刘少奇想到王光美的父母亲都在北平，可先到他们那儿去摸点天津方面的初步情况。这是一个晴天，刘少奇到北平西城旧刑部街32号拜见岳父母。刘少奇进得门来，称呼二老后，握着二老的手说：两位老人这些年不容易啊！二老知道刘少奇讲这话的含义：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迁都南京，王光美的父亲不愿跟国民党走，隐居北平，教育子女，后来，子女大都参加了革命。王光美的母亲还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过地下工作者。刘少奇坐下来，抽出一支前门烟，与王光英交谈。王光英说，我不懂政治，军事上更是外行，但知道仗还是要打下去的，所以，许多工厂还是可以用的。王光英向刘少奇介绍了天津的主要大工厂，哪家可以生产军服，哪家可以生产军火，讲得头头是道。 刘少奇听着，微笑着说，仗不会再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是应该考虑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应当怎么搞……刘少奇询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意见建议。王光英告诉刘少奇，天津的资本家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不了解，害怕“共产”，也害怕要像地主一样被揪斗，人人自危，无心开工生产，有的已经抽逃资金，往海外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刘少奇认真地听着，对王光英说，你回天津后要多联系工商界人士，做点工作，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嘛。半月之后，刘少奇到天津，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天津是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人口200万，是华北、东北、西北这“三北”的商业枢纽。刘少奇到天津去，目的非常明确：解决劳资矛盾，稳定社会情绪，恢复工商界的生产信心。为此，刘少奇偕同龚饮冰、卢绪章、张文松、正光美、吴振英等，匆匆赶往天津。在天津市的干部(主要是工会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批评干部中存在的“左”的倾向，指出，对民族资产阶级有联合有斗争，但今后重点在于联合而不在于斗争，在政治上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对于资本家的继续存在，当时有的工人想不通，说，既然我们翻身当家作主，资本家要逃就让他们逃，要关门就让他们关好了，他们不开，我们开，组织起来办合作工厂。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刘少奇针对这种情况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说，在目前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国家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失业还不如有业。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的朋友是哪些人呢？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作为斗争对象，就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不符合，就会扰乱自己的阵线。当前，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在经济上联合他们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经营范围、税收政策、价格政策、对外贸易上限制他们，引导他们，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有限制，就有斗争。这种斗争，以不破坏联合为准则，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都不利。今天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了，而是太不发展了。刘少奇此行，还直接与天津的资本家见面和座谈，帮助他们消除疑虑。4月21日，他来到宋斐卿任总经理的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接见劳资双方代表。当时，这家公司的劳资关系非常紧张，工人认为解放了，就得分资本家的财产，就得共产，主张把库存的毛线分掉，因而发生了“吃鸡”还是“吃蛋”的问题，刘少奇告诉工人代表，在劳资两利的情况下，还要让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4月23日，刘少奇视察了朱继圣任总经理的仁立毛呢厂。朱继圣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天津有名的企业管理专家，他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企业管理的专著，与美国商界的关系特别好，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中国工艺品销往美国的出口商。解放前，他没有跑往美国，坚持留在中国。刘少奇称赞他的工厂在管理上的文明、先进。朱继圣则把自己的英文专著送给随行的王光美。“天津讲话”波澜骤起，高岗掀起倒刘恶浪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效果是明显的。 刘少奇离开天津后，很快收到东亚公司经理宋斐卿的来信，表示要增设新厂，恢复老厂，扩大生产计划。刘少奇立即复信予以鼓励：“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 望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工商业者打消了顾虑，企业关闭数字急剧下降，开工率迅速上升。到6月份，天津新开张的厂店达1160户，而停业的只有27户。刘少奇讲话后一个月，天津的财政收入比前一个月增加1.5倍；两个月后，天津的进出口总值达到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工商业者逐渐靠拢党，信任党。抗美援朝开始后，天津工商界4.2万人率先大游行，拥护共产党的决定，受到毛主席的称赞。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不仅使党在刚刚解放的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稳定了局面，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提高了党在各界人民心中的威望。这次讲话的主要目的是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使刚解放的大城市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环境，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城乡经济，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秩序，支援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尽管讲话中某些言辞矫枉过正，如“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听起来确实刺耳，但总的精神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毛泽东认为讲得很好，个别言辞不一定准确，可以推敲，毛主席强调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为16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刘少奇对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得很全面，今后照此阐述。 刘少奇结束天津之行后，于5月中旬回到北京。他立即召集中央机关高级干部谈了自己关于稳住资本家发展生产的意见，希望大家以此为原则大胆地向资本家和工人宣传。他说，最近我去了天津，资本家非常高兴，有些工人或许不那么高兴，但是没有关系，我是真诚地为工人打算的，他们将来会看到这一点。 中共东北局的社会部长邹大鹏看到了刘少奇的讲话，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比如有些共产党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当时中央明文规定，各级干部有权越级向党中央反映存在的紧急问题。于是，邹大鹏写信给刘少奇，反映东北存在的问题。 刘少奇接信后作出了迅速的反应。5月31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中，把他在天津发现的“左”倾错误———“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作了介绍。 同时指出，这种现象不只是华北有，东北也有，批评东北局提出“消灭资本家”是“左”倾错误，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并由毛泽东起草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得到了中央的肯定。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由于刘少奇批评了东北局，而自称“东北王”的高岗感觉自己是陕甘宁的正宗革命派，而且后来位尊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哪服得了第二副主席刘少奇向他公开提出批评。他非但不接受批评，还把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摘抄下来，抓住个别言辞不妥的“小辫子”，广为散发，企图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 1952年，高岗调入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可谓实权在握，炙手可热，但他不愿意位居刘少奇之下，又把刘少奇的 “天津讲话”翻了出来，利用自己把持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机会，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以批判薄一波在税收工作的失误为名，又掀起了倒刘恶浪。之后，高岗又南下杭州、广州游说，说刘少奇有一个“圈圈”，欲掀倒刘少奇。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在与各大军区负责人的讲话中，表彰了刘少奇。他说，少奇同志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摘宗派的人。高岗还企图拉拢邓小平、陈云一块来掀掉刘少奇。高岗找到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在天津讲出这种“剥削有功”的话来。邓小平问答他：刘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改变这种地位不适当！高岗找陈云说得更露骨，把刘摘掉，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陈云没有搭理他。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主题是揭露高岗反党阴谋。邓小平在会上批驳了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污蔑，他说，“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 “文革”中，“天津讲话”让刘少奇罹祸，造反派给刘少奇的“定性”是“鼓吹剥削有功”、“发展资本主义”。[/collapse]简单的说，毛周组合，兼具南/北、楚/吴、内陆/沿海、农村/城市各种不同的涵义，因此二人合作27年，非常稳定，携手度过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斗争。3、邓小平时代（抱歉因为电脑程序的原因，下文的人名不完整）第一代领导人（毛周）到第三代领导人（江朱）之间，中国最高领导人有一个比较复杂的演化过程，小帖子不展开政治问题，仅讨论领导人的籍贯。毛泽东去世后，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76.10-1981），并兼任国务院总理（1976.2-1980）。华国锋是山西交城人，1949年前一直在交城附近从事地方工作，1949年随解放军南下到湖南任职，后担任湘潭地委书记和湖南省委书记，被提拔到中央。这种背景，古人称之为“孤寒无党”。建国后，毛泽东先后打倒了楚人彭德怀、楚人刘少奇和楚人林彪三个反党集团，无奈只好提拔华国锋这样的圈外人。华国锋名义上身兼君相，其实明显是个过渡性的安排，等一群南方籍的老干部们统一了意见，他就可以和平交班了。顺便说一下倒台的四人帮：王洪文是吉林长春人，江青/张春桥是山东诸城/巨野人，姚文元是浙江诸暨人，都是夹心板块而非核心板块，籍贯方面也有劣势。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二代领导人必须从中共核心团队中产生，才能长期稳定执政。这几个笔杆子和表演艺术家要“篡党夺权”，简直是笑话。华国锋辞职后，中国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代。邓小平：四川广安人，属于“长江中上游单元”，也延续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来自“楚人”的传统，二号人物陈云，上海青浦人，则是“吴人”的代表。作为平衡，邓小平时代的总理共两位，都是北方人：先是赵（1980-1987，两届）：河南滑县人，一直在河南省内参加革命，是刘邓中原野战军的干部，典型的北方人，赵紫阳经常和另一位领导人胡并称，其实胡耀邦是湘籍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在党内的根基比赵要扎实的多，生后评价亦然；然后是李鹏（1987-1998，两届，代总理1年），祖籍四川成都。不过他和四川没有什么实际联系，李鹏是革命烈士孤儿，被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抚养，在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大院长大，中学毕业于延安中学，建国后留学苏联，回国后长期在东北小丰满水电站工作，基本上是北方人。顺便说一下邓时代的“八老”，网上流传的版本不一，比较常见的版本：南方人5：四川人邓小平、杨尚昆、上海人陈云、湖北人李先念、湖南人王震；北方人3：山西人彭真、薄一波、河南籍天津人邓颖超。可见此时元老群体还是以南方人为主。这里稍微八卦一下山西。山西虽是北方省份，明清时期却有经商的传统，即所谓的“晋商”。早期中共团队主要是内陆省份的农民子弟，但是经济管理团队也就是所谓“财经干部”，必须和商人圈有一定联系。周恩来如此，陈云、彭真、薄一波亦然。“八老”中财经干部在增加，和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是对应的。这段时期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只是去世稍早（1986）的国家领导人：叶剑英。叶剑英是广东梅县人，可以理解成“岭南人”，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客家人，这又牵扯到中国南方汉族的一个庞大的民系。客家人是从古代北方黄河流域迁移到南方、保留了北方部分语言和生活习惯的一个汉族民系的称呼。他们分散居住在南方山区，但语言上保持了相对的一致性，即七大方言之一的客家方言，分布地图如下图所示：再请各位看下一张图：如果觉得不明显，第一张图稍加强调：各位朋友看到了什么？这张图中，红色圆圈，“一”是朱毛红军创立的中央苏区，即红一军团，“二”是彭德怀平创立的湘鄂赣苏区，即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三”是方志敏创立的闽浙赣苏区，即红十军团，“四”是徐向前等创立的鄂豫皖苏区，即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五”是邓小平等创立的左右江苏区（时间很短）。参加长征的红军中，只有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不在其列。红色圆点，1是叶剑英元帅的籍贯广东梅县、2是刘伯承元帅的籍贯四川开县（今属重庆）、3是朱德元帅的籍贯四川仪陇、4是邓小平的籍贯四川广安、5是聂荣臻元帅的籍贯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呵呵，貌似客家人要逆天。其实也没这么夸张，客家人分布和革命根据地重合的原因很简单：山。经过上千年博弈，客家人居住地大多是条件恶劣的深山区，也就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正好适合建设革命根据地。尤其是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位于南岭山脉的最深处，大体上就是客家人的核心区域“客家四州”——梅州、惠州、赣州、汀州，也就是传说中的“客家省”的范围，瑞金也是个客家人城市。不过早期中共团队高层中的客家人并不多，只有叶剑英和朱德两个比较纯粹的客家人，其他如邓小平都是有点客家血统而已。饶是如此，在革命根据地入伍的红军战士中，也有相当比例的客家人，他们在建国前的军阶还比较低，到八十年代，当年的连排长都已经升到军师长了，叶帅的影响力就体现出来了。没有查到八十年代军队高级干部中客家人的详细资料，有兴趣的同学不妨自行填补。4、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央级别的人事机制逐渐规范，“国家领导人是谁”这个问题已经不大了。第三代领导人：总书记江，祖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是“江南人”中的“吴人”。江第一任期的总理仍是李，第二任期的总理是朱镕基（1届，1998-2003），舆论一般把“江朱”并称。朱是湖南长沙人，担任总理期间，以剧烈的经济改革留名史册，是建国后个性最鲜明、作风最强势的总理，这和“吴君楚相”的“南南组合”有一定关系。传统治理结构好比一辆汽车，宰相是油门，皇帝是刹车器，一辆油门很好而刹车时灵时不灵的汽车，想开的不快也不行。朱的改革措施对中国各地理单元造成的后果差别很大，如果进行一次分省民意调查，朱大概是南北各省评价差别最大的一位总理。朱只干了一届总理，此后也没有去人大任职而是直接退休，这也是原因之一。第四代领导人，总书记胡，祖籍安徽绩溪，和婺源都属于皖南地区，古代称“徽州”，也就是“徽商”的根据地；江的家族其实是从徽州另一个县——旌德的江村迁到婺源的。江村一个小小的村落，出过一个国家主席，还出过一个北洋政府总理江朝宗、以及胡适的夫人江冬秀，而胡适先生的籍贯，又是胡的老家绩溪，绩溪胡氏还有胡宗宪和胡雪岩等很多名人。江主席本人是在江苏扬州出生的，胡主席本人是在江苏泰州出生的，距扬州不足百里，都属于古代“扬州”的范围。扬州和徽州山水相连，人员往来频繁，徽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自古皆然。也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1989-2013年命名为“江南诸主席时代”（各位别笑，美国历史书中就有“弗吉尼亚王朝”、“俄亥俄王朝”等说法，形容某个州连续出总统的现象，这也没有妨碍美国的政治正确形象）。宏观上说，中国国家元首的籍贯由长江中上游的“楚人”，转移到长江中下游的“吴人”，也就是古代历史上的“吴楚易位”，这和九十年代中共急速转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大战略是一致的。胡时期的总理是温，（两届2003-2013），天津人。天津虽然在北方，却不完全是“黄河人”，如果非要用水系来定义，可以说是“运河人”，即靠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起家的城市，“天津”城市之名就是“首都的渡口”。因为运河的关系，“江南人”尤其是其中的工商业人口，往往在天津有小规模的聚居，或者一个家族分为南北两个支脉的情况，典型的如海宁查氏的金庸（查良镛）和穆旦（查良铮）堂兄弟，穆旦也毕业于“南开中学”，终身在南开大学任教。我家在南开大学附近，至今还能察觉到这种人脉的依稀存在。温的具体籍贯，是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没错就是苏南以紫砂壶著名的城市“宜兴”，该镇临近运河，因明初有数百宜兴籍水手在此聚居而得名。他的家庭号称“教育世家”，祖父是小学校长，想想也能知道，若无家族的商业基础，普通平民怎能办的起教育？温本人毕业于南开中学，因为出身原因，没有考清华等名校，而是进入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甘肃爬了二十年荒山，返京后几经波折，成为总理，其间没有一点人脉关联是不可能的。（请留言不要讨论温及其家庭的各种细节，免得帖子被封掉，谢谢）。胡温组合刚刚结束，其政绩现在很难下定论，不过一般来说，这届政府执政口号是“和谐社会”，整体风格比较温和，好的来说社会发展平稳、经济增长迅速，坏的来说积累了不少内外矛盾。这和一个吴人主席配一个天津人总理的搭配，多少有些关系。小结一下，建国后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基本上是南北结合，例外的华国锋（北北）和江朱（南南）时间都比较短。其实选举制下的美国更加明显，正副总统的人选都要考虑地域搭配，参众两院的议员更是一定要夸张的强调自己的地区归属，才能取悦本州选民而当选。这是政治的常态，平衡地区利益本来就是领导人的一项基本职能。5、明天早晨以后不过非常糟糕的是，因为历史的惯性，建国后的南北结合一直有个严重的错位：中国的人口和经济中心在东南，而国防压力主要在西北，因此历史上“北君南相”才是常态。开国高层干部中南方人太多，四代领导核心都是南君，不得已在北方寻找有工商业背景的人当总理，结果就便宜了天津这个小地方。但这种逆向的“南君北相”组合总归不是太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君相分权”对应为天父地母，即易经中的乾坤两卦。《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毛主席雄才大略，掌上千秋史，挥手百万兵，身材高大，留背头，讲话声音洪亮，都是具有阳刚之气的父亲形象。同样，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总理勤政爱民，中南海的灯光，打满补丁的白衬衫，相貌儒雅、说话语调平和，都是具有阴柔之气的母亲形象。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乾卦至阳，坤卦至阴，天地生万物，阴阳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天地和谐，阴阳平衡、则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如果长期阴阳颠倒，那就麻烦了。值得庆祝的是，在建国六十四年之后，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一组“北君南相”组合：习：陕西富平人。李：安徽定远人。这不是穿越，我们又回到了传统。明朝就在明朝。（八卦完毕）翟按：本宅读书一开始也是从道德、信仰、制度这类纯文科思路入手，年纪渐长，越来越感受到历史中的客观因素比如气候、土壤、民族、血缘的作用。几天前重读法国地图，看到法兰西诸河皆西流入大西洋，唯有罗纳河一只独流南入地中海，法国史上幽灵般若隐若现的“勃艮第”，忽然清晰的呈现在眼前——“勃艮第人”不就是“罗纳河谷人”吗！很多老问题都有了新线索。法学亦然，很多宪法上的制度设计，都是特定地缘利益下的安排，本身皆有实指。总有些朋友质疑我的法学素养，认为作为一个法学系教师，不认真研究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精神，或者关系责任权利义务规则规范要素要件，而是天天看着地图分析头发颜色和河流走向，不务正业。很抱歉，我其实是跟外国人学的——文章的结尾给大家推荐一本既不炫也不酷、人所共知老得掉牙的法学著作：《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著。很多中国学者都把目光集中在只占一卷一章（第二卷第十一章）不足20页的“三权分立”上，而很少关注后四卷多达十八章占超过全书60%篇幅的“法与气候土壤的关系”、“法与商业贸易的关系”、“法与宗教的关系”、“法与历史的关系”。其实孟氏在开篇第一章就给法下了一个定义，“法是源于客观事务性质的必然关系”，后面的篇章才是重点。我一直是遵循孟氏的思路来研究法学包括中国宪法的。本文当然无意搞什么“籍贯决定论”，政治没这么简单，但如果连这些基本面都不了解，就直接进入某些时髦的口号中争论，往往会不知所云。全文只写了一天，赶着明天的好日子仓促发表，论证四面漏风、只希望能给各位提供一点读书方法的启发。最后再请大家默念三声“我们都是中国人，禁止地缘歧视”。帖子中的错误欢迎批评，但是某些情绪性太强的留言，抱歉恕不回复。2013.03.13.
灰狼们的腥风血雨,北弗吉尼亚集团军
这年秋天，一群灰狼溜进彼得斯堡防线他们在烂泥中掏了一个洞，便咆哮着转过来恭候要惩治他们的人了。这些灰狼靠着烤玉米维持生命。但他们最需要的还是再喝一两次血，虽说他们只是二十来岁的小家伙，但却长着因千百次厮杀而变得老成的食肉兽的眼睛。天气转凉使他们中许多面孔变得苍白，另一些面孔则依旧是夏天被太阳晒的红红的那种颜色，不管是白是红，都显得羸弱倦怠，死气沉沉。他们身背锡碗、毯子、子弹盒、枪支，走遍了全州各地，这些种植园的后生、农场的小伙、城镇的青年，尽管人数不多，可人们怕他们怕的要死，他们打着赤脚，脚上的皮已经增厚，他们穿着褴褛的衣服，他们的肚子都不舒服，腹泻肠鸣，他们出大恭时声响大作，犹如大饭店的管乐和声，他们蜷缩在战壕中除了坚毅的精神和赫赫的名气，其他一无所有。他们的名气比自身大得多，有他们自身的五倍那么大，这名气比他们现在不在记得的所有口号、讲演和号召都存的久远，比那些送他们来为一场非正义事业而战的那些人存的久远，比他们自己的躯体也存在得久远。在初雪降下的时候，灰狼们已经变成传奇角色了，他们就是北弗吉尼亚集团军。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我们经常听的交响乐团的名字， 都叫某某爱乐乐团。比如维也纳爱乐乐团（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柏林爱乐乐团（Berliner Philharmoniker），纽约爱乐乐团（New York Philharmonic），中国爱乐乐团（Chi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等等……他们难道都属于同一个组织吗？ 其实不然。我们先来看一下“爱乐”到底是什么意思~“爱乐”，这个词的英文是 Philharmonic， 其字源是希腊语的φιλία（Philia)与ἁρμονία（armonia），前者的意思是“爱”，后者的意思是“和谐”以及随着音乐发展引伸出来的意思“和声”，将这两个单词组合在一起，其含义不言而喻。当然，翻译讲究信达雅，把Philharmonic 翻译成“爱乐” 显然 要比“爱和声” 合适得多。“爱乐“作为一个完整单词最早在 18 世纪时出现在了法语（philharmonique）和意大利语（filarmonico）中，表达的就是”热爱音乐“的意思。这个其实和哲学 philosophy 的构词一样，phil(o)-爱 + sophy-智慧 。从字面上来理解，Philharmonic意为“爱乐的 ”。最早的管弦乐团都是在宫廷里为教会和王公贵族们服务的，乐手们都属于“体制内”的人。那么第一批离开体制内出来“创业”的乐手们组建的乐团叫爱乐乐团，意为“音乐爱好者们组成的乐团”。在当今管弦乐队的命名多样化的情况下，爱乐乐团早已脱离了百年前“草台班子”的标签，其规模和演奏水准丝毫不比那些管弦乐团和交响乐团差。最早的“爱乐协会”1813 年，伦敦的皇家爱乐协会成立，标志着第一个使用该单词，且存在至今的音乐机构出现。在皇家爱乐协会成立时，伦敦并没有常备的乐团，也没有成系统的交响乐或室内乐演出。当时，三十位此前互相竞争的演奏家们，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而冰释前嫌，组建了这个民间协会，旨在推广高水平的器乐演奏。在此后的两百年里，这个协会为推动音乐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和贡献，它向欧洲最顶尖的作曲家们委约创作了大量作品，这其中就包括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门德尔松第四交响曲》、《德沃夏克第八交响曲》、《圣桑第三交响曲》这些常演不衰的经典作品。可以说，皇家爱乐协会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整个音乐史。最早的“爱乐乐团”交响乐团这样的组织从最早出现时就是依附于宫廷的，比如维也纳宫廷歌剧院（Wiener Hofoper）的乐团。进入 19 世纪以来，随着市民文化愈发繁荣，商业化的音乐演出渐成体系，越来越多由民间主导的交响乐团开始出现。维也纳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Wiener Philharmoniker 或VPO：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其前身是成立于 1833 年的“艺术家之友乐团”（Künstlerverein），这支乐团的成员都是从维也纳宫廷歌剧院乐团中挑选的，这一体制也沿用至今。目前，维也纳爱乐乐团是唯一一支不设置首席指挥或相似头衔的顶尖交响乐团，这成为了这支乐团的标志。中国的“ 爱乐”2000 年，指挥家余隆领衔对中国广播交响乐团进行改组，并将新的乐团命名为“中国爱乐乐团”。中国爱乐乐团是国内的交响乐团职业化的起点，包括音乐季制度在内的各项举措，都在最大限度上效仿着国际通行的管理模式，在过去十几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除此之外，香港、上海、杭州、武汉、成都、西安、厦门等城市也均有以”爱乐“命名的职业交响乐团。"爱乐"在今天的含义尽管以“爱乐”命名的不少音乐机构天生就带着自治、民主管理等标签，这个名词背后的特殊含义在进入 20 世纪以来已经几乎不复存在，“爱乐乐团”的运营模式在大体上与其它乐团并无二致，尽管如维也纳爱乐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等依然维持着自己独特的运营模式。虽然如此，“爱乐”作为一个曾经有着特殊含义与辉煌历史的单词，在音乐爱好者们的心目中将始终占据特殊的地位，同时也将令所有以其命名的乐团感到骄傲。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乐团都叫“爱乐”了吗？
要明白奥匈帝国为什么没落，首先要明白奥匈帝国是什么。那时，奥地利帝国身为一名优秀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他的内心是复杂的。首先，从19世纪初，他就是欧洲五大列强之一，被誉为人口第二大国以及外交第一大国，地跨中欧、南欧、东欧，领土包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北意大利、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和波兰的加利西亚……等等广大地区。他是世界级别的强国，强到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他的地域是广大的，民族是复杂的，社会是黑暗的，前途是光明的。作为这样的一个国家，理想大，责任自然也大。没想到啊没想到，到了19世纪中叶，北意大利觉得跟他混没劲，闹了独立，紧接着为了争夺德意志的one piece，普鲁士来跟奥地利撕逼。当时的局面大概是这样的：当时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风起，你也知道这会让人亢奋，情绪增加了普鲁士的战斗力。结果奥地利被虐了。普鲁士算老几？你奥地利算老几？你接连让二流选手打得满地找牙，老脸往哪里搁？你还怎样严肃地混在这个世界？这么一来，你一个拼凑起来的国家，谁还愿意当你小弟呢？于是纷纷闹独立。首先发威的是匈牙利。匈牙利说大哥我不跟你混了。奥地利说那可不行。匈牙利说你看看现在，大家都不服你，从意大利跟你离，普鲁士搞你，到现在闹了多少骚乱，我为什么跟你混？你以为我是傻逼蛮？奥地利说你当然不是傻逼，但有话好好说，你占着我国二分之一的领土，也不能说走就走不是么？匈牙利问，那你说怎么办吧！奥地利说，只要你不离开我，你让我天天吃焖饼都行！匈牙利说，不离也行，各过各的！奥地利说，那他妈哪儿行？匈牙利说，谈不拢就散火喽。奥地利说，底线是国家不能散。匈牙利说，可以不散，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咱俩一人一个政府，俗称二元体，行不？奥地利：……行吧！就这样，奥匈帝国成立了。奥匈帝国的政府有三个：奥地利政府、匈牙利政府、皇室中央政府。有问题了，几个政府就一起开个会，商讨一下下一步的动作。奥匈帝国的国防是很别致的，粗略分为奥地利系统和匈牙利系统，但这还不够，因为该国民族众多，文字也不统一，导致前方打仗的时候需要找二十个翻译才能把话说明白。后来战争白热化，一波又一波的人死了，填充上来的更是从各地抓的壮丁。壮丁听不懂排长在嚷嚷什么，伙夫不明白今天吃菜还是吃鸡，首长说的是35还是87。就这样还从1867年硬撑到1918年，怎么会这样呢？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了，在19世纪后五十年里，帝国因为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工业上，都有了迅猛的发展，从纯手工打造到机械化批量生产，差距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带来的好处也算势不可挡。然而，也就牛逼上这五十年，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的。1914年，萨拉热窝。这个1878年被奥匈帝国强暴了的小镇，它原本是塞尔维亚的。毫无疑问，看到斐迪南大公来视察，群众的眼神是愤怒的。群众里有个名叫普林西普的青年，他热爱传统文化，自然也晓得了塞尔维亚被侵略的历史。斐迪南来了。好啊。来了好啊。拿了把枪，就把这位太子爷给毙了。据说这是法国挑起来的，目的就是想让奥匈帝国摔个狗啃泥。德国支持奥匈帝国，法国打狗，就是为了让主人看见。然后奥匈帝国就怒了，让塞尔维亚严惩凶手，又觉得塞尔维亚护犊子，抓住塞尔维亚就开干。塞尔维亚是一个人么？不是！他不是一个人！那年头，欧洲的每个国家都几乎跟人签订了协作条约，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也。奥匈帝国揍塞尔维亚，俄国跟塞尔维亚拜了把子，德国是奥匈帝国的兄弟，于是德国就跟俄国干起来了。德国吓唬法国，说法国你最好保持中立，如果你不中立，我就弄死你，哎你怎么不中立啊？于是又跟法国瞎掐。德国觉得太好了，天下大乱，机会来了，进军中立国比利时，连宣战书都没下，属于不宣而战。很明显这就是想制衡欧洲大陆，目标就是堵死英国。英国不干了，英国说德国你麻痹的你放开小塞，你有种冲我来。奥匈帝国说英国是谁裤腰带没系好把你给露出来了？英国急了，这就要砍奥匈帝国。奥匈帝国说能动手就别哔哔。奥匈帝国之前一直跟俄国是铁一样的关系，俄国不停帮助奥匈帝国。可现在都撕到这份儿上了，德国骂奥匈帝国说，奥匈帝国你他妈也算个爷们儿么？我跟俄国打架你就在一边干看着？你到底跟谁一伙儿的？此时老奥也顾不上要脸不要脸了，本来就没脸没皮，于是向俄国宣战。这就是传说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的同盟让人虐得不轻。组成奥匈帝国的各民族也不得不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以前聚在一起，去侵略一下别国，跟其他列强搞个八国联军，抢来的东西瓜分一下，有酒喝，有肉吃，有妞泡，有钱赚。大家都是江湖上的朋友，酒肉声色能让他们在一起，贫寒饥饿也能让他们散火。你没钱了，你没势了，我也该从你家滚蛋了。1918年夏。愈发膨胀的极端民族主义将责任一股脑推给了联合帝国，你要知道，没落了的国家，没有问题的部门也都有问题，不是缺点也都算成缺点。我为什么混得这么惨？还不是奥匈帝国给闹的！离吧。大家纷纷独立。年底，奥匈帝国又跟其他国家达成了停火协议，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匈牙利独立，特兰西瓦尼亚跟别人走了，南部斯拉夫地区联合组成了新的王国，简称南斯拉夫。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成了共和国，他们自己本身也被民族主义和外国势力干预，一会儿是苏维埃，一会儿又复辟成帝国，总之动荡不已。奥匈帝国四分五裂，是好呢，还是坏呢？作为奥匈帝国原先的国民来讲，大家也是分成了两派。一派当然认为分了好。一派认为，国家分裂成小国，势必会被大国见缝插针，培养成为新一代傀儡。事实的确是这样的，有的国家入了邪教，成了纳粹。有的国家信了真理，坚持发扬国际共产主义。西边的被纳粹控制，东边儿的被苏联洗脑。打架和厮杀是有的，各种颜色的恐怖也是有的。后来纳粹亡了，柏林墙还有，西欧的意识形态和东欧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两码事。对于奥匈帝国本身来说，原先发达的工业也因为被拆分得零零碎碎而不能成型了。经济落后，责任是谁的呢？好吧，明显要归咎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头上。而民族主义分子又会把账算到被视为狗腿子的人群身上。东欧被控制到了不能描写的年份，在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不能描写的主义都受到了冲击，在东欧则出现了东欧剧变。德国的柏林墙被推倒，但东德和西德的差距，直至今天依然还是非常明显。是的，看奥匈帝国，可以管窥豹。奥匈帝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合体，其实早该亡了。 没有文化认同感而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基本也都出现过这样的状况。有利益就精诚团结，没利益就闹着要散伙，妄想什么大力出奇迹。人都是这样的，你参加工作，在一家并没什么精神文化方面吸引你的公司里干活，它发得起较高的工资，会延缓你的辞职。但如果它发不出工资来了，你就会立马走人。你离开这家公司以后，会如何评价它的没落呢？
拉美民族主义的变迁：从反西班牙到反美
在墨西哥电影《你妈妈也一样》的开头，编剧兼导演阿方索.卡隆表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 在男主角出生的时候，父母准备给他起名叫埃尔南（Hernán，与征服者科尔特斯同名），但是他的父亲当时恰好考上了公务员，为了“政治正确”，男主被重命名为特诺奇（Tenoch），一个阿兹特克名字。男主父亲的仕途顺风顺水，在革命制度党内飞黄腾达，最后官至国务秘书。 这个故事点出了一个事实：在20世纪，直到今天，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主义一直保留着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排斥。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这种排斥只是象征性的。 那么，拉美人有没有真的非常鄙夷和排斥过自己的殖民宗主国呢？ 答案是有的。在19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拉美各国民族主义的主要排异对象。 在19世纪，受自由主义熏陶的拉美精英普遍鄙视西班牙和葡萄牙，认为它们是昏庸落后的国家，给拉美留下了大量的黑暗中世纪遗产。 在哥伦比亚学者何塞.古尔沃眼中，西班牙帝国如同古代的罗马帝国，它的衰亡会带来民族国家的真正解放。 在阿根廷学者及政治家多明戈.萨米恩托眼中，西班牙一无是处，阿根廷应该以法国和美国为蓝本重塑自己的政治和文化。 到了智利精英那里，他们干脆不承认自己是西班牙人的后裔，硬说自己是哥特人和阿劳坎人的子孙。这套派头和独立初期的美国人很像，当时有美国人自称诺曼人后代，还把印第安女神和哥伦比亚女神一起画到国家象征里，就是为了和英国殖民者割席。 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现实诉求，而不是历史主张。对于民族主义来说，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它从历史上截取自己需要的片段，甚至“血统”都可以随时发明。 然而19世纪末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拉美思想界来说堪称地震——美西战争（1898年）调转了拉美民族主义的矛头和方向。 在这场战争中，拉美精英经历了这样一种心理变化： 我是罗宾。 我看见蝙蝠侠暴打小丑。 我应该高兴才对。 可我高兴不起来。 原来我不是罗宾。 小丑竟是我自己。 在西班牙战败之后，面对美国的入侵，拉美各国惊觉，自己属于那个被打败的旧世界，而不是美国人代表的新世界。 1898年是西班牙思想界的反思之年，也是拉美思想界的转折之年。20世纪拉美民族主义的核心是反美主义，反美的论据之一就是强调自身的欧洲传统和文化底蕴 ，这就意味着，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同情和推崇，压过了鄙夷和仇恨。 站在这个转折点上的一位大人物，是古巴国父何塞.马蒂 。 马蒂出身于西班牙移民家庭，却成了古巴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古巴民族主义的象征。 马蒂的活动得到了美国的支持，但是马蒂在论著中不止一次批评美国，还提醒拉美各国警惕美国人。 1895年，马蒂在战斗中牺牲，没能亲眼看到祖国的独立，但他的思想勾勒出了拉美民族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轨迹： 我是西班牙人的儿子，但这不妨碍我憎恨西班牙人。 我曾经憎恨西班牙人，但是我更讨厌美国人。为了对抗美国人，我宁愿捡起西班牙人的遗产。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位知识分子，亚美利哥.卢戈，比古巴的马蒂更加典型。 在1898年前，卢戈发表言论，贬低西班牙传统，宣扬文化改造，就差呼吁全民学英语了。 1898年后，卢戈开始坚决捍卫西班牙传统，将其称为多米尼加民族文化的核心，批评美国物欲横流，没有灵魂。 在19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美受到的评价的基本只有严厉批评 （葡萄牙比西班牙程度轻些），因为它们是民族主义者的对立面。 20世纪初，反美主义在拉美日益流行，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受到同情和推崇。 因为美国成了民族主义者的新对立面，而西葡两国被拉到了同一战线。 一言以蔽之，不是西葡没挨过骂，而是美国跳出来挡了刀。 当然，对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排斥毕竟是拉美民族主义的根基和底色，因此一直存在 。本文开头提及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意识形态便是一例，在其它土著主义盛行的国家，例如玻利维亚、秘鲁、危地马拉等，反对西班牙殖民一直是官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2019年，在玻利维亚因外交摩擦驱逐墨西哥和西班牙大使时，就宣称“我们不再是任何国家的殖民地”。在智利、阿根廷等国家，反西情绪就温和得多，甚至象征性的排斥都很少保留。无论怎样，各国民族主义的重心都已经落在了反美上，而反美弱化了拉美对欧洲的排斥，还促进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例子在全世界屡见不鲜。 伊朗民族主义的底色是反阿拉伯，然而近代以来变成了反英，反俄，反美，反以色列。除了在两伊战争（1980-1988年）期间，反阿拉伯情绪已经很少见诸于伊朗人的言论了。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底色是反土耳其，然而现代以来变成了反英，反法，反美，反以色列。对于绝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说，奥斯曼帝国曾有多么残暴早就无关紧要了。 对于柬埔寨人来说，法国殖民者绝非善类，但在一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柬埔寨民族主义的头号假想敌依然是泰国。毕竟法国人来了又走了，而泰国人一直都在。 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来说，强征妇女和劳工，掠夺资源的日本法西斯非常可恶，但是比起欧洲殖民者来说也就没那么可恶了。日本的侵略客观上促成了印尼的独立，而印尼也因此成为东南亚最亲日的国家。 对于现实政治来说，历史只是一个语料库。只要它有需要，就从历史上选取对自己有利的片段，将其裁剪拼接为支持自己的论据。 千年睦邻也好，百年宿敌也罢，只要让结论跑在论证前头，它们都可以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2010年，拥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获奖演说中，略萨批评了西班牙对美洲的残酷征服，随后他话锋一转，指出了四个“事实”： 其一，原住民社会，包括阿兹特克和印加，本身就存在大量暴力和奴役。 其二，19世纪独立的各个国家对底层民众，特别是印第安人，依然充满压迫。 其三，从古到今，所有这些社会都存在血脉联系。 其四，征服虽然残酷，但它至少带来了欧洲的文明。 接下来，略萨称赞了西班牙。再然后，他说：“我憎恶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 略萨之所以有这番发言，自然是因为排斥西班牙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拉美仍然广泛存在 ，但略萨作为意见领袖，他的发言内容本身也可以说明，强调拉美和西葡之间联系的思想同样极具影响力，特别是在反美主义的助推下。 是爱还是恨，其实不取决于我们曾经对彼此做过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接下来想对彼此做些什么。 虽然民族主义总爱拿历史背书，但是说到底，民族主义压根就不是个历史问题。演讲中的巴尔加斯.略萨。2018年，略萨曾在西班牙大报《国家报》上发表评论，为“西班牙性”（Hispanidad）辩护，论调同他在2010年的诺贝尔获奖演说如出一辙。略萨反对民族主义，包括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使用的历史论据十分丰富，但它本身其实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
流浪骑士：玩转三大伊斯兰帝国的德意志勇士
中世纪时代的世界，各地区交流的频次远超后人的想象。出生在德意志地区的约翰-希尔特贝格，无疑就是个中翘楚。而他的事迹本身，又是骑士阶层在中世纪即将结束时的转型先兆。所以，即便你从不知晓约翰骑士的故事，也应该静下心来聆听这段非凡往事。中世纪时代的世界，各地区交流的频次远超后人的想象。 我们不仅能从史海中寻觅马可波罗这样的幸运商人，也能在崇尚武功的骑士中发现真正的远游者。出生在德意志地区的约翰-希尔特贝格，无疑就是个中翘楚。他的传奇人生在很大程度上能使马可波罗等人都显得黯淡失色。而他的事迹本身，又是骑士阶层在中世纪即将结束时的转型先兆。所以，即便你从不知晓约翰骑士的故事，也应该静下心来聆听这段非凡往事。远离故土约翰-希尔特贝格出生于一个德意志的骑士世家****1381年5月9日，约翰-希尔特贝格出生于德意志南部的慕尼黑附近。 他的家族历代都是巴伐利亚公爵的御马总监、亲卫队长官或者参谋。因此，年仅15岁的他便以骑士侍从身份，参与了著名的尼科波利斯之战。也因此开启了自己多灾多难的后半生。在这场被很多人称为“最后的十字军”战争中，约翰与他的众多西欧同僚一起，收获了苦涩的失败。 由匈牙利国王与勃垦第公爵牵头组成的联军，因为内部不和与指挥失误而沦为一盘散沙。在法兰西骑士们盲目栽入奥斯曼土耳其近卫军的阵地后，位于二线的德意志-匈牙利骑士还刚刚开始冲锋。但两翼的罗马尼亚人已经开始撤退，任由盟军被鲁米利亚军团的西帕希骑兵和塞尔维亚王国的骑士包夹。因此，包括约翰本人在内的众多人就沦为了包围圈内的俘虏。约翰参加的首次大规模战役 就以惨败而告终****这件事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中世纪骑士阶层的战争实力退化。 在约翰出生的年代，过往的实战性演练已经被更有观赏性质的个人单挑所取代。大部分骑士都被训练的精于厮杀而又缺乏整体大局观。因此，在几十年的英法百年战争与尼科波利斯战役中，屡屡被精心布阵的对手挫败。土耳其人把每3个俘虏捆绑为一组，带到苏丹巴耶济德面前。根据伊斯兰法律，战俘是俘获者的财产，但苏丹有权享有五分之一的战利品。 因此，有50名身份最高贵的战俘被挑选出来，用于交换高额赎金。其他不愿意皈依真主而又没什么价值的人，责被苏丹下令大开杀戒。只有少量年轻男孩被再次挑选出来，专门送到了当时与奥斯曼关系不错的白羊王朝、金帐汗国和马穆鲁克埃及，作为苏丹炫耀武功的战利品。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从小就接受武艺训练的骑士或扈从，都是不可多得的优质兵源。许多没有价值的十字军战俘被土耳其人屠杀****巴济耶德的长子苏莱曼，发现年轻的约翰长相俊美，就让刽子手刀下留人。 他也因此逃过一劫，但被迫按照土耳其人的意思，立刻宣布皈依伊斯兰教。然后在众人的簇拥下，被推上马背，甚至是在众人围观中接受割礼。接下来的6年里，约翰都是苏莱曼的跑步侍从。 期间，他先是参与了君士坦丁堡防御战。所对面的将领，就是尼科波利斯战役中的友军，被家人赎回欧洲的法国骑士布锡考特。后来，约翰又追随者主人在小亚细亚、西里西亚和埃及四处征战，从而学习了不少军事技能。短短数年 约翰就从十字军变成了对面阵营的奥斯曼近卫 ****转战亚洲内陆21岁这年 约翰又为奥斯曼人参加了安卡拉之战****1402年，21岁的约翰又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二次转折。在可以与尼科波利斯战役齐名的安卡拉之战中，奥斯曼大军被来自中亚的征服者帖木儿击溃。 位于中央阵地的奥斯曼近卫军，几乎留在原地血战到最后一刻。一些皇室的高阶贵族与侍从，也在随后的绝命突围中被俘。约翰很不幸的再次成为俘虏，并有幸目睹了不可一世的巴济耶德被帖木儿关在笼子里取笑。但和奥斯曼人的风俗类似，中亚帝国也总是对所有他们认为有用的人敞开大门。 帖木儿的身边不仅有大量的蒙古-突厥贵族，还有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大臣，更有亲自招募的希腊人扈从。来自德意志地区，而已经被奥斯曼人教化过的约翰，也难以逃过中亚征服者的人才网络政策。战后被俘的约翰 又目睹了奥斯曼苏丹被关进笼子羞辱****随后，他跟着帖木儿入侵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期间，约翰曾经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牧场里，给帖木儿大军放牧。利用这个机会，他与当地的亚美尼亚人有很多接触，粗略学习了本地历史和语言。 从两百年前的十字军东征开始，亚美尼亚人就很欢迎来自西欧的教友。在约翰眼中，亚美尼亚人也是骁勇的战斗民族。只是因为人口不多且国家体量有限，该国在当时被一分为三，不能有效的整合内部资源。不久，约翰又追随帖木儿大军穿过了阿拉斯河。一行人经过伊朗高原，来到了帝国首都撒马尔罕。在成为了帖木儿本人的封臣后，约翰更是参与了帝国对印度地区的征战。 帖木儿为此组织起了400000人的队伍，并花了20多天穿越沙漠。因为组织严密，全军只用8天时间就穿越了兴都库什山，从开伯尔山口冲入印度。德里苏丹不仅派出了与帖木儿大军同等数量的人马，还有400头背上驮着塔楼的战象。这些曾和亚历山大及默罕默德-加兹尼交手的巨兽，一度让帖木儿军的战马也畏葸不前。正与印度象兵激战的帖木儿骆驼部队****好在帖木儿的谋臣指出，战象貌似威风，但是一旦失控就会不分敌我地横冲直撞。 他们接着出动了大量骆驼，在其身准备了点燃的木架。在这种攻势面前，印度人的军队很快崩溃。帖木儿趁机对德里围攻10日，并使用屠城等恐怖手段来震慑那些还不缴械的人。已经成熟不少的约翰，就在现场默默的注视着此类事情。这场灾难之后，他又跟随帖木儿转战阿塞拜疆和叙利亚等领地，并记录了帝国军队在各地的诸多暴行。 但帖木儿本人对于基督徒的态度则更值得玩味。他一面在攻下城市后，优先屠戮基督徒守军。一面又在外交上同欧洲的各种基督教王国联合。除了优待西班牙大使克拉维约，还同苟延残喘的君士坦丁堡传达亲善。最后又让居于小亚细亚半岛北部的特拉比松希腊人，为自己准备一支海军。帖木儿军队每次攻克城市都会优先屠杀基督徒守军****这些看似矛盾的逻辑背后，是帖木儿为满足个人野心而更加大胆屠戮的众多穆斯林城市。 毕竟，任何精分表现的背后，都掩饰着施暴者的难言之隐。约翰虽然是局中人，但在大部分时候都更像是第三人称视角的中立观察者。他和众多基督教封臣一起，成为了帖木儿帝国施行国际统战策略的吉祥物。他们的个人才华与履历，又是帝国内众多王公贵胄所需要利用的。1405年，帖木儿因为妻子出轨和部将背叛的打击而气急败坏。积劳成疾的中亚杀星，最后死在了远征明朝的途中。已在宫廷混迹一段时间的约翰，选择跟随帖木儿的一个儿子--罗克沙阿。他是呼罗珊地区的领主，也是父亲死后的最高权力争夺者。约翰跟着他参与了对马赞德、大亚美尼亚及撒马尔罕的一系列远征。但徒劳的征战还是没能让罗克沙阿问鼎权力的最高峰位置。先前，在土库曼人的黑羊王朝首领卡拉-优素福被帖木儿击败后，约翰的领主罗克沙阿留下一支军队，归自己的兄弟米兰沙阿指挥。在米兰沙阿被卡拉-优素福反攻斩首后，他又改投到了罗克沙阿的儿子阿布贝格门下。每次他都能遇到很多来自亚美尼亚的东仪天主教徒和希腊正教徒。约翰几乎参与了帖木儿个人后期的大部分军事行动****北上之旅金帐汗国成为了约翰东方游历中的第三站****由于接受了领主的任务，约翰和其他四个基督徒去往亚美尼亚的重镇埃里温。 在完成任务后，他们又结识了金帐汗国的王子切克雷。这位王子邀请他们一起北上，帮助自己夺取金帐的大汗之位。一行人便沿着里海西岸前进，进入了金帐汗国的东部领土。根据约翰后来的回忆，他在金帐境内切身体验了马可波罗和13世纪教廷使者所描述的蒙古式游牧生活。 那些人一年四季都在不同的牧场间转场。因此，除小米之外，鞑靼人几乎不种植任何粮食。既不吃面包，也不喝啤酒或葡萄酒。经常性的口粮是用母马和骆驼挤的奶，也包括这些牲畜的肉。约翰在金帐汗国境内体会了最原始的游牧生活****当新的大汗被推举出来， 鞑靼人会让他坐在白毛毡上举起来三次，在整个帐棚里转。再让大汗坐在宝座上，给予一把金色的剑。最后，继位者还要按照惯例进行宣誓。已经见多识广的约翰还得出结论，在异教徒中没有比鞑靼人更好战的族群。 他们也慷慨的向约翰传授了自己作战和行军的作风。当缺少食物时，就在马身上割出不致命的伤口放血，再把血煮熟了喝掉充饥。在长途跋涉中，把干肉切成薄片，放在马鞍下面。这样在行军途中就能坐在马背上开吃。但所有的肉类也必须腌制起来，以防发生变质。约翰在金帐汗国也能找到很多教友****当然，在金帐汗国的治下，还有很使用其他语言的居民。 犹太教、希腊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都能在这里被找到。比如热那亚的殖民地卡法，就处于金帐大汗的保护之下。城市四周环绕着两堵城墙。内墙之中有6000所房屋，居住有意大利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外墙内还有11000个房屋，居住有许多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所以，这座城市内就需要三个主教，一个是拉丁人、一个是希腊人和一个是亚美尼亚人。此外，众多异教徒也享有自己的特殊寺庙，包括犹太人的两个会堂。黑海沿岸的木材、小麦、奴隶还有贵金属，就是从这里出发。穿越深色的海面，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销往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约翰因为之前的战斗经验丰富，并有跟随帖木儿作战的履历，所以在金帐汗国获得了爵位和自己的牧场。 在为金帐汗国服务期间，他参与了对西伯利亚的探险，帮助汗庭打击了诸如阿斯特拉罕、喀山与西伯利亚汗国等地方势力。征伐之余，约翰带着部下，坐着狗拉雪橇探索了北方的冰雪世界。这次远征之后，切克雷正式加冕为可汗，约翰则按照鞑靼人的生活方式又度过了一段特殊光景。克里米亚半岛因意大利殖民地存在而比较富裕****朝圣之旅金帐汗国的继承权争斗 迫使约翰出逃****大约在1423-1424年前后，切克雷大汗去世。 约翰继续追随大汗麾下的曼祖克，成为了后者的高级幕僚。但是曼祖克却受到汗位继承人的追杀，迫使主仆二人一路流亡，逃跑到了克里米亚半岛避风头。随后两人就一路南下，拜访了爱琴海两岸的希腊腹地。 拜访的地方包括塞萨洛尼基、加里波利和阿德利亚堡等地。他发现希腊地区虽然古迹遍地，但是因为饱受战争破坏而非常残破，农业产出并没有想象中的肥沃。除了萨洛尼卡比较有活力之外，其他地方都乏善可陈。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 成为了约翰的第四站****这次逃亡的终点是埃及的马穆鲁克苏丹国。 约翰拜访了马穆鲁克人奢华后宫，目睹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各族嫔妃。马穆鲁克精英骑兵的骑术和武艺，也令欧洲骑士出生的约翰是赞叹不已。他借机参观了有名的金字塔，还造访了以亚历山大帝命名的港口大城。生活在15世纪的约翰发现，很多建造于公元5世纪之前的古罗马供水系统还在发挥作用。 更早的亚历山大灯塔遗迹也依然清晰可见，甚至被马穆鲁克守军安装了观测来袭舰队的大镜子。不过在大部分时间里，城市都享有和平与繁荣。大量来自意大利的商人，在城里建立的外交机构和独立的社区。这显然不是约翰所期望的归宿。15世纪伊斯兰手抄本上的亚历山大灯塔****和其他穆斯林大城市一样，亚历山大有巨大的白人奴隶市场。 约翰可以在那里看到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格鲁吉亚人和罗斯人正被待价而沽。但只有那些来自高加索山区的切尔卡斯克部族，才更有机会成为精锐的马穆鲁克骑兵。当地人会把一些自己生的孩子当奴隶卖掉。如果自己的产出不足，就拐卖或者抢劫周边部族的孩子去进行倒手交易。由于苏丹的资助，两人又得到了一些金钱支持，可以前往耶路撒冷朝圣。 当主角来到了耶路撒冷时，看到整个城市因为人口稠密且缺乏自然水体，而变得极度缺水。但城外经济庄园里却有一种名贵的经济作物--香脂树。这种香料从上古时代开始，就是制作敬神圣香的珍贵原料，因此畅销于各地的教堂。城市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就是贩售这些香料。他们的语言则与周围的阿拉伯部落截然不同，是一种结合了阿拉伯语、希腊语和十字军法语而形成的混合语种。15世纪的圣城耶路撒冷****在当地基督徒的指点下，约翰看到了《圣经》故事场景的发生地和圣经人物们活动的地方。 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对照着《圣经》进行了详细考察。为今人留下了14-15世纪耶路撒冷城区的详细考察报告。离开圣地后，曼祖克和约翰又造访了南方的另一个圣地--麦加。 最后才一路北上，沿着小亚细亚的海岸回到了克里米亚。希望收回自己的金帐汗国的土地和地位。香脂树成为了耶路撒冷人的重要经济收入****重返家园热那亚人的国际贸易航线 成为约翰的回家之路****然而，金帐汗国的新可汗继续奉行驱逐曼祖克的法令。 主仆二人只逃到高加索山下的黑海城市阿布哈。在那里，约翰遇到了4个同样在尼科波利斯之战中被俘的欧洲人。他们下定决心回到西欧的母国，离开异教徒的土地。经过一番筹备，5个人在夜里骑马逃到海边。他们利用营火引发了一艘意大利商船的注意，并通过背诵主祷文、万福玛利亚和基督教的信条，证明了自己的基督徒身份。 但在上船后不久，意大利商船就被3艘土耳其海盗船追踪。经历了三天的海水追逐，一行人才安全驶入了黑海南部的希腊港口锡诺普。随后，这艘船又来到了君士坦丁堡，船长将约翰等人交给了拜占庭皇帝。皇帝约翰八世 成为了他的临时保护人****在了解几个人的身世和经历后，皇帝约翰八世热情地接待了几位勇士。 他们还被特意安置在东正教大牧首的家中，化妆成大牧首的仆人，以防止城中的奥斯曼使者和商人认出曾在奥斯曼宫廷中服务的约翰。借此机会，约翰在君士坦丁堡住了3个月，逐渐改掉了鞑靼人的衣着和习俗。利用这段时光，风尘仆仆的德国骑士又得以游览这座千年古城。虽然历经了十字军的破坏，但城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大竞技场还有皇宫建筑都十分雄伟壮丽。 巨石建筑上有五颜六色的大理石，如同罗马盛世的回光返照般绚丽。据约翰回忆，原本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上有5个大金盘。但已经有两个圆盘被拆下来熔铸金币，用来充作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入侵的军费。在那次危机全城的战争中，约翰就以战俘身份为奥斯曼人作战。约翰看到了查士丁尼雕像 却已经看不到上面的金苹果****同样的命运，也体现在查士丁尼大帝的骑马青铜像上。 雕像本身仍旧神气屹立在大理石底座上，穿着古代英雄般的铠甲，向着东方昂首挺胸。但原本放置在皇帝手里有一个金苹果，已经在数次战乱后消失。拜占庭人自己也不知道金苹果的具体去向，显然他们没有能够利用这块贵重金属的资源来保护自己。在荒草丛生的大竞技场，约翰还目睹了末代拜占庭贵族们的战争技艺训练。 虽然依然是以罗马正统自居，但参与者的武器和战术都已经带有浓郁的突厥骑射风格。一群人穿着突厥式的帽子和袍子，在马上将插着羽毛的毡帽扔到半空中，再让对面的同伴射击。在整个过程中，参与者都不断策马来回跑圈，并要在毛毡落地前射中目标。15世纪 已经破败不堪的大竞技场****参观完君士坦丁堡后，约翰终于从有机会从海港出发，踏上了最后的回乡之路。 他们向北从黑海进入东欧内陆，穿过了瓦拉几亚、匈牙利和波兰。随着沿途的人文环境愈发熟悉，约翰-希尔特贝格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巴伐利亚家乡。他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回忆录，并请专人校对整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德国人，也就此成为了骑士中的马可波罗。他的履历也被人们作为津津乐道的话题。约翰目睹的拜占庭军队 已经与土耳其人无异****时代的缩影约翰的传奇 为骑士阶层在新时代增添了不一样的路线选择****相比历史上的很多伟大骑士，约翰-希尔特贝格并不以卓越的战功而留名青史。但他那多灾多难的游历经过，却是很多中世纪晚期骑士的人生预演。由于欧洲社会形态的发展和世界整体军事水平的提升，作为军功贵族阶层的骑士已经很难在战场上独当一面。 尤其当战争训练逐步退化为礼仪性的竞技，日益庞大的骑士阶层也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化。一些位高权重者将成为国王宫廷中的高级官吏，一些仍旧渴望军功的下层则会逐步成为职业化常备军军官。如果这两头都无所着落，那就只能收拾行囊，踏上去往海外探险的另类征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骑士 成为近代大航海的先锋****在约翰还在东方世界摸爬滚打之时，葡萄牙人已经开始了探索非洲海岸的长期行动。越来越多的骑士，将作为早期探险船队的指挥官和决策人，参与大航海时代的彩排。 约翰留下的东方回忆录，也是这些人在之后一个多世纪里，理解非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参考读物。受惠于约翰遗产的骑士后辈，将包括大名鼎鼎的迪亚士、达伽马和阿尔布克尔克。尽管约翰的游历是出于被迫，而后来的海外开拓者则基于主动，但他们都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约翰在东方被迫使用当地人的战术与风俗生存，而后来者会日趋强势的将源自中世纪欧洲的战术、技术与风俗，带往永远神秘的东方世界。
斯蒂芬·沃格里德斯是19世纪初的一名奥斯曼外交官，他的身份在今天看来是很复杂的，他生于一个保加利亚家庭，有着一个斯拉夫本名 Stoiko Stoikov，年轻时加入了法纳尔系统，取了一个希腊化的名字 Stephanos Vogorides ，在布加勒斯特的法纳尔学校进修，成了一个服务于奥斯曼帝国的希腊化斯拉夫法纳尔人，历任摩尔达维亚特首，萨摩斯大公，在奥斯曼的外交系统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非正式角色（因为他长期没有正式的外交职务，顶着一个“萨摩斯大公”的头衔四处斡旋）。希腊独立战争后的和议，与阿里政权的谈判，圣地危机，克里米亚战争等等外交事件背后，都有他的影响，突厥人尊称他为 Istefanaki Bey。他的经历相当的跌宕起伏，在摩尔达维亚特首任上，他遭遇希腊独立战争，友谊社领袖 Alexander Ypsilantis 率领的友谊社革命党 (Filiki Eteria) 从比萨拉比亚出发，渡过普鲁特河，攻打多瑙河地区（Ypslantis 本就是一个很显赫的法纳尔家族）。此后法纳尔系统惨遭清洗，但在1830年代后得以重建，不过其家族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法纳尔豪族 Ypsilantis, Mavrocordatos 在新希腊扬名立万，旧法纳尔体系中的中层则顶替上层，在奥斯曼的新外交系统中任职，沃格里德斯正是这样一个角色。下面这篇自白，是1852年沃格里德斯与他的女婿 Konstantinos Musurus 的书信的一部分。Stephanos Vogorides《名利场》杂志描绘的奥斯曼驻伦敦大使 Konstantinos Musurus---福音正道 [Evangelical Logos，此处指新约] 教导我们，凯撒归凯撒 （尽管当时是偶像崇拜者），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即使这个邻人是不配复活的撒马利亚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人世，而我们应该拒绝一切给这个世界带来丑恶，失常，无序之事。我因此一直有义务抵御一切针对奥斯曼（上帝因我们的罪而让我们臣服于它） 基督徒的怀疑和指控。我很惭愧，我给我的基督徒教友们立了一个臣服与自制的范例，以此来使我们神圣的基督教信仰不被其他基督徒亵渎。 我从未在我的政治责任上失职，小心谨慎，因时制宜。如果我的像法纳尔人以及伊斯坦布尔的绝大多数部长们那样出身优渥，我肯定无法承受那么多的凶险，我肯定会逃亡，甚至是被杀，就像我的许多法纳尔同仁那样。正因为我这样的出身和教养，我才能在1821年的希腊 [Graikon] 革命中保持忠诚，坚守岗位。当时我正值壮年，在埃及经历过抗击法军的战争，之后又在鲁米利亚伴随王师抗击俄军，枪声与炮声给我壮胆，而没有让我逃离战争与危险。而在我被视为罗马人，保加利亚的同胞时，当帕夏们在政治上昏睡时，当伊普斯兰提斯 (Alexander Ypsilantis) 为首的友谊社革命党邀请我加入他们时 ，我坚守住了职责。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 (Alexander Ypsilantis)，出身于一个很显赫的法纳尔家族，父辈与祖父都做过两公国特首，拿破仑战争期间，他的家族逃亡俄国，他自己成了一名俄国军官，以及友谊社的重要领导人。这幅画描绘的是他渡过普鲁特河的情景。不然的话，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乃至整个土耳其欧洲 [Tourkike Evrope]，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服从，臣服的地位。是我唤醒了多瑙河畔的帕夏们，让他们及时做了军事上的准备。让我们来谈谈其他看起来矛盾的事，特别是对那些与本地基督徒出身和信念不同的人：当时，禁卫军涌入了摩尔达维亚，说是平叛，但实际是抗击将要到来的俄军入侵。当友谊社革命党被我驱逐到普鲁特河对岸时，他们在禁卫军中散布谣言，说我作为摩尔达维亚特首，勾结俄国人，把摩尔达维亚的粮食卖到俄国，以此让禁卫军因饥饿而逃亡。亚历山大·伊普斯兰提斯组建的希腊革命军名为“圣军” (Ἱερὸς Λόχος)，这个名字源于底比斯圣军（就是那个Gay军），而制服则源于不伦瑞克黑军。“圣军”在瓦拉几亚的Drăgășani惨败于奥斯曼军。当时的瓦拉几亚西部也发生了由弗拉赫土著的起义，很难说起义究竟是属于民族主义性质，还是单纯的土豪与土匪叛乱。领袖Tudor Vladimirescu与友谊社最初是同盟，后又火并，原因可能是伊普斯兰提斯狐假虎威，谎称自己有俄国的支持，土著起义军后来才察觉，这个领袖死于两派火并，而后土著军选择给奥斯曼军带路。某一夜，禁卫军的长者 [ustas/prouchontes] 聚集起来勒索我，威胁不给钱的话就投诉城里教堂的钟声。这时一个对我真的很友好的希腊 [Graikos] 显贵找到了我。我曾派他守卫普鲁特河，并收集普鲁特河对岸的情报，来让我能及时安排多瑙河地区的帕夏，再让他们及时向高门通报我的行动。在禁卫军长者面前，他找到我并对我耳语：他说，英索夫将军 (Insoff，荷兰出身的俄军将领) 派他来告诉我，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罗加诺夫男爵，突然离开君士坦丁堡，而且俄军正等待彼得堡的命令，随时可能越过普鲁特河，驱逐禁卫军以及其他奥斯曼部队。而我，作为特首，在这一切发生时，会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那些被我驱逐的友谊社革命党，会与同行的哥萨克一道，把我碎尸万段。我若和禁卫军一道撤退，禁卫军会杀了我，即使他们自己的指挥官也在撤退。他有消息说，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手眼通天的基督徒屠杀者[Christianomachos]，哈雷特阿凡提 (Halet Efendi) ，正寻机切开我的喉咙。而如果我立即叛逃到俄国，他们会授予我将军的头衔，或者与苏丹授予我的摩尔达维亚特首一职等同的称号，俄国政府会用土地和金钱补偿我。哈雷特在拿破仑时代曾出任驻法大使，这幅画像其实是拿破仑加冕礼那副油画的一部份。回到君堡后，他成了宫廷权臣，他与法纳尔人有不少经济联系，在1819年一手安排了两公国的权力分配，即由四个家族垄断特首职位。但1821年的希腊革命破坏了这种关系，他开始主导针对法纳尔人的清洗，后来又快速失势，被暗杀于流放地由于奥斯曼方面的及时反应，两公国的动乱被及时镇压了下去。由于消息不畅，以及清洗法纳尔系统后奥斯曼外交机关的瘫痪，还有革命党的狐假虎威，奥斯曼政府一直以为是俄国在支持希腊革命党，而俄国入侵很快就要随之到来。但其实1825年前，俄国奉行维也纳会议的正统原则，并不支持友谊社，甚至革除了革命领袖的军籍我在极其愤怒的状态下，找了个借口支开了禁卫军长官们。面对上帝，我扪心自问，如果上帝让我生为俄国人，那我就应该生在俄国。既然我生在土耳其 [Tourkia]，如果我逃亡俄国，那我就得向上帝解释，如果哈雷特因为我的逃亡而屠杀基督徒，并以我的叛逃为屠杀正名，借此声称所有基督徒臣民都不应被高门信任...权衡这一切之后，我选择留下来战斗，挺过了之后所有的凶险，蒙上帝恩典，我活到了现在。赞美上帝和他创造的奇迹。过去五十年，我还有很多其他伟大，忠诚的功绩，此处不再多说。威灵顿公爵，有着历史上罕见的道德和武德，为英国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生前死后配得上他的民族授予他的荣誉。如果威灵顿在我的位置上，如果他效力于一个反基督徒的民族 ，而这个民族怀疑基督徒的忠诚，无法相信一个基督徒可以成为表现最好，对奥斯曼最忠诚的臣民，他能忍受这一切，面对所有来自狂信的误解与攻击，尽力拯救摩尔达维亚与鲁米利亚，或者说土耳其吗？ 这是我想让我的老朋友坎宁先生回答我的问题。Startford Canning，长期担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希腊革命战争，奥斯曼-埃及战争，圣地危机，克里米亚战争中都有他的外交影响---这篇自白的写作背景是这样的，当时正值圣地危机，之前苏丹在俄国的压力下，下令把伯利恒的圣诞教堂 (Church of the Nativity) 的钥匙交给正教。但外交部那些年轻的亲法派官员 ，又私下和法国达成协议，要把这个钥匙交给公教。 作为一个正教徒的沃格里德斯听闻后激怒，强力游说朝廷和英法大使，修改了这个决定。他在与女婿的书信中这样抱怨：我无法想象，富阿德阿凡提为首的外交部会如此欺骗我们。在已经有皇家敕令，确认了罗马人自古以来对圣地的特权的前提下，阿里帕夏秘密与法国达成了协议，告诉法国人，伯利恒教堂的钥匙已经交给了他们，并且没有通知普世牧首和俄国大使馆…这种奸诈的做法不能自圆其说。 （1852.11.23）在此之前，沃格里德斯就已察觉到外交部门有异常动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更偏爱老突厥人，因为他们虔诚能干，与我们文化相通 ，一步一步成长起来，他们的法系源自巴格达与安达卢西亚哈里发...今天的拜占庭突厥人，那些游历欧洲，并在那里学习他们的道德与政治知识的突厥人，他们蔑视自己的信仰，这样的突厥人是拜占庭民族的后裔...在土耳其实现文明，是我的目标与希望，但应是以穆斯林法系的名义和形式 ，来保证奥斯曼民族 [ethnos] 的团结，以及基督徒在法律面前的交融和平等 [isonomia]。（1852.11.23）1852年后圣诞教堂的划分，绿色为正教耶路撒冷牧首区，黄色归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粉色为公教耶路撒冷宗主教区之后的书信中，他又告诉女婿自己劝谏雷希德的过程：我告诉雷希德，牧首应该准备一份请愿书，向中央政府召集的一个议事会提交。这个议事会应由高官和乌莱玛组成。请愿书应当解释“希腊人自穆罕默德时代至今所被授予的特权”。全员书应当在教长和乌莱玛面前呈上。我们应当依靠沙里亚法， 我们基督徒一直遵守的沙里亚法，以及沙里亚法授予我们的信仰特权（来论证正教对圣地的权利）。这种策略可以把一千五百万正教徒联合起来，我们会告诉他们（指乌莱玛），正教徒的力量与你们同在。这些文字下暗藏了这么一个信息，尽管沃格里德斯尽忠于奥斯曼帝国，但他依然有着很强烈的正教情感。 在派系斗争层面上，他又是个一贯亲英的人。此次危机可以说是对他“身份认同”的一次测验：作为一个正教徒，如果在此时为正教的圣地权利辩护，难免有亲俄的嫌疑，相应的会被怀疑对奥斯曼不忠，对宫廷亲英派系不忠。上文的这个提议，其实就是俄国提议仲裁圣地归属方式的一个翻版，而俄国这么提议的原因，其实就是预期伊斯兰神职阶层会更偏向自己更熟悉的正教徒。 但沃格里德斯提议应当由普世牧首（抑或是耶路撒冷牧首？）上书，如此一来，这个争端可以尽可能在内政的框架下解决（而非外交的框架）。在后来给坎宁的书信中，他还威胁，如果把圣地权利完全交给拉丁教会，“一千五百万正教徒会更倾心俄国，甚至会揭竿而起”，也是希望激发英法对奥斯曼存续问题的担忧。上面这篇自白书，正是要表达自己对正教和奥斯曼国家的双重忠诚 ，同时又避免亲俄的嫌疑。沃格里德斯生前相当风光，身后则令人唏嘘不已。他的儿子尼古拉，试图通过选举舞弊的方式阻止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合并，以失败告终。他和他的女婿 Konstantinos Musurus（历任驻雅典，伦敦大使），在1955年伊斯坦布尔的族群冲突中（因希腊与土耳其关于塞浦路斯的争端而起），被一伙暴徒扒坟，曝尸于教堂的庭院之中。 他们以少数族群的身份服务于旧帝国，曝尸于民族国家 ，被历史遗忘，因为他们不能服务于任何“民族国家目的论”，而只能是民族国家事业的敌人，成为希奸/保奸，而土耳其人也不会记得他们的忠诚奉公，因为他们只能代表旧帝国的挣扎，而非民族复兴事业。他们代表的，那种把基督徒整合进帝国治理体系的那种可能，只能被彻底遗忘。
对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历史性反思
2017.xslmqyjlt ）在对“东突”问题、“三股势力”和现当代中亚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界存在着一种较为流行的“双泛”说(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这一阐释路径是中国学者的概括，比较稳准地切中了上述重大现实问题的肯綮。不过，对于“双泛”问题的认识，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有待于进一步明晰之处。“双泛”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我们对一些敏感的现实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双泛”是中亚的某种内在的主体性叙事话语。对中亚地区的认识，存在着诸种叙事，但多属外在的、他者的——华夏的、俄罗斯的，现在可能还有美国的。把“双泛”作为一种地方的、内在的、主体性叙事，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中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也只有更为客观地呈现“双泛”的历史形态，才能在今天认清它的缘起、传播过程、失败原因及其当代转型。一、为何要建立历史认知？在过去，国内对“双泛”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建构一种“反话语”。所谓“反话语”，就是一种被有意识地界定出来的对抗性话语，其目标是为了对某种话语进行批判和否定，而这种批判是要建立一种真实与虚假的两分，将批判对象说成是虚伪和虚假的，是不真实的，以此来完成批判。实际上，这样一种“反话语”的批判往往是貌似强大犀利，实则内部虚弱，难以切中对方的要害。对一个可能根本不是“真假”的问题硬要搞出个真假的区分来，其最终结果肯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比如，在当今世界上，关于“什么是民族”的认识，已经大大进步了，那就是从斯大林的“实在论”逐渐过渡到了当下的“建构论”，当然，建构论也并不完全否认民族认同具有某种真实性的基础，但已经不是像斯大林那样把民族搞出几个明确的标准来，以期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就像对待“泛突厥主义”这个历史事物，其关键并不在于其内容的真假，而在于弄清楚它的吸引力何在。俗语说“假话说一千遍也就成真的了”，当然这是针对特定的人群，即要限定那些说假话和听假话的人。如果在这些人的内部说他们讲的是假的，所以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用，要在它的话语逻辑的内部寻求一种破解的方式，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种失败不光体现为无法击溃对方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对批判者也进行了蒙蔽。也就是你无法跟己方解释：为什么那东西明明虚假得不堪一驳，却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为什么那些坚持了“假话”的人仍然觉得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里面有一种审美价值，也就是说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如果认为它完全是虚妄的，那为什么它有这么持久的一种生命力？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人们被它欺骗了。可是，为什么就有人甘心上当？！即令是一种欺骗，那这种欺骗为什么以及是如何会发生作用的呢？为什么谎言早被揭穿之后，“反话语”仍然无法建立起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再去争论是非和真假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关于民族的理解上来。前面我们提到“实在论”和“建构论”的问题。从安德森、霍布斯鲍姆和安东尼？史密斯等人以来，以建构论为主要底色的民族理论已经占据主流，而且也比较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历史和现实的真实状况。如果这个判断没什么问题，那么，在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上就会更多地关注“认同的建构”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可能是基于认同的某种建构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基本上也都是近代的产物，亦即新的事物。在这个逻辑之下，贸然地说某种“认同”是假的，显然没有太大的意义。现在，要建立关于中亚的某种常识性的知识结构，这种结构就应该首先尽量避免“反话语”式的武断，也就是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对方为什么会那么想、说和做。常识性的知识结构首先一定要尽可能历史地呈现事物的本来面貌，而避免陷入到一种自欺欺人的逻辑里面去，这样也就才能避免犯一些低级错误，并最终明白哪些针对性的斗争策略是有效的，哪些则纯粹是做了无用功，此即知己知彼。我提倡首先用一种历史性理解的视角。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要了解一种疾病或者一种病毒，那么，你首先要知道，你的目的一般都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也就是你想保护人类免受其害；但你若要是一个科学家，尤其是医学方面的专家，那你可能首先会站在病毒的角度去思考，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方式。只有转换了立场的时候，才能最后跳出来，找到一个疫苗，遏制病毒的传播。这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因为病毒当然会有变异。因此，还得学会与它共处，而不能采取一种完全对抗的立场，也不可能有一个一次性的、彻底的解决。上面谈的都是一些认识论方面的内容，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接下来我将逐渐切入到对“双泛”问题的理解。二、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为什么会有一个中亚地区的“双泛”问题？这实际上有一个非常简单又必须要点出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中亚的历史上经历过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的过程。此过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以印欧种的雅利安人为原住民的中亚地区，其居民何时怎样变为以操突厥语的民族为主，又怎样信奉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世界的一个主要地区。” 这句话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中亚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进程。这也就是，在突厥人到来之前，在广大中亚地区生活着的是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无论在古代中国西域的城郭诸国， 还是在锡尔河以南的绿洲地区， 直至公元6世纪以前， 都还是住着操印欧语的农民。而绿洲农业地区的居民和草原地区操印欧语的游牧人并无种族和语言上的不同。”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在逐渐强大后进入中亚。但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突厥人虽然对中亚有所控制和影响，亦有突厥人开始迁入中亚，但并未发生突厥人在绿洲农业地区定居的情况，其与雅利安人的融合也就无从谈起。到7世纪中期，唐朝势力强大，在先后消灭东西突厥汗国之后，通过都护府的形式将中亚地区纳入唐朝的版图。不过，除了对新疆地区外，唐朝亦未曾对中亚地区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在此情况下，无论在新疆和中亚，本地原先的雅利安人的社会政治制度就没有受到大的触动。而在民间层面，则有越来越多的突厥人开始迁入中亚和新疆，而少量汉族人亦开始迁入新疆。中亚地区的突厥元素开始增多。8世纪初，阿拉伯人基本完成对中亚的政治征服。在这一过程中，阿拉伯人遭到中亚本地居民和邻近的突厥诸部的激烈抵抗。此时中亚居民改信伊斯兰教的情况还并不普遍。750年，以波斯人为主导的阿巴斯王朝建立。阿巴斯王朝统治时期，为了反对阿拉伯人长期的垄断地位，并出于改善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等考虑，波斯人和操东伊朗语的诸民族开始大规模地改信伊斯兰教，到9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波斯获得普遍胜利。这加快了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 。中亚地区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直到10世纪时尚未全部完成。中亚地区突厥化的基本完成要到成吉思汗兴起之时。在这之后，操东伊朗语的雅利安人就沦为中亚历史舞台的边缘地位。在15世纪的时候，放眼广大的中亚地区，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了。也就是说，自世界近代历史展开以来，中亚基本上就是一个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了的地区。从具体的区域分布来看，大致来讲，中亚的伊斯兰化有一个南北区分，就是北部的游牧社会伊斯兰化程度相对比较低，而南部的农耕地区伊斯兰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南部居民的伊斯兰情结更深厚，宗教上也更为保守和虔诚。三、泛伊斯兰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阿富汗尼的思想国内外对泛伊斯兰主义的研究，在学理上都追溯到阿富汗尼 。阿富汗尼认为，西方优越的物质文明对东方是个威胁，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在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帝国：首先以埃及为主建立起伊斯兰国家，进而克服苏丹和波斯，最后统一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领土，使穆斯林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1892年，阿富汗尼致信给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提出了他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计划，随后他被邀请到伊斯坦布尔，协助苏丹谋划其泛伊斯兰主义政策。阿富汗尼在伊斯坦布尔一直呆到去世(1897年) 。通过对阿富汗尼言论和思想的考察可以发现，阿富汗尼的思想是有革命性的。他有一种深层次的对抗西方威胁的整体考虑，也就是为了使穆斯林世界能够对抗西方的威胁。阿富汗尼力图建构一个新型的穆斯林整体，这不是过去传统时代的穆斯林兄弟之情，而是有一个直接的指向，即西方的近代新式民族国家模型。也就是，他要把穆斯林世界建构成一个能够与西方新式民族国家对抗的实体。（全世界穆斯林分布图）阿富汗尼的伊斯兰主义思想不是一种传统的宗教感情，而是与现代反殖、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有着相通之处，可以被称为一种宗教性的原型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m) 。1870年，伊斯坦布尔大学堂建立并开放，阿富汗尼前往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把西文中的nation翻译成阿拉伯语milla(即土语中的millet)，阿富汗尼号召，借鉴西方民族国家的方法以及复兴光荣的过去来重新振兴“伊斯兰民族”(Islamic nation 或 milla)。可见，阿富汗尼是把“伊斯兰民族”等同于西方的单个民族国家。2、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政治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并杀死了最后一任哈里发。对大多数穆斯林法学家而言，哈里发制度在1258年就完结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在1517从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取得哈里发头衔，从此，奥斯曼帝国的皇帝(Padi？a)就拥有了两个头衔——苏丹与哈里发。但在奥斯曼帝国苏丹极少启用哈里发的头衔，因为，对于16世纪军事强大的奥斯曼奥斯曼人来说，这个头衔没有什么实际的重要性。因此，长期以来，除了对外发动圣战、对内根据伊斯兰原则实行划教区(米勒)而治外，奥斯曼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刻意地在国内张扬一种伊斯兰意识，也没有在对外关系中强化其哈里发地位 。但在近代基督教列国的压力下，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开始强化其自身的伊斯兰认同与哈里发制度，实行泛伊斯兰主义。从这方面来讲，奥斯曼帝国以哈里发制为核心的泛伊斯兰主义是对现代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力的一种应对。从17世纪末起，随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崛起，处于守势的奥斯曼帝国走向衰落。进入18世纪，扩张中的俄国在黑海和高加索方向上多次与奥斯曼帝国交战，夺取了原属奥斯曼土耳其人的黑海沿岸的大片土地。俄国的长期目标是占领全部黑海沿岸地区，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将黑海变为内湖，并向地中海发展。在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中，奥斯曼的军事与政治力量骤然衰落，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战败之一。针对局势的改变，在应对内外危机方面，奥斯曼帝国开始采取不同的策略。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优势已经完全显现。那么，对于穆斯林世界来说，诉诸于利用哈利发来号召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抵抗，是一个很自然的诉求，这也正是阿富汗尼的目标方案。从当时的现实来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伊斯兰国家能够担纲，只有一个没落的奥斯曼帝国。（图为17世纪俄国火枪手）奥斯曼土耳其人启用哈利发制度，目的是做一个防御性的工具，渴望能够获得内部团结的力量和外部广大穆斯林的支持。马丁认为，在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时期推行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并不是出于把全世界的哈里发人民统一成一个伊斯兰帝国的理念，苏丹只是力图利用它为奥斯曼帝国边缘地区的穆斯林带来一种统一于中心的感觉。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帝国加强中央集权、进行整合政策的继续，也是“建立某种原型民族主义形式的努力”；泛伊斯兰主义只是一个政治手段，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更关心的是巩固自己在日益没落的帝国的统治 。当然，刺激奥斯曼人动用哈里发这一工具的还有别的因素。18世纪末，名义上还在奥斯曼统治之下的阿拉伯半岛兴起了瓦哈比主义运动 ，这对帝国提出了宗教和军事方面的双重挑战，并直接威胁了帝国对边疆的统治。瓦哈比主义者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伊斯兰继承人，否认奥斯曼帝国的合法性。在19世纪早期，瓦哈比运动攫取了对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动摇了奥斯曼帝国作为伊斯兰帝国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宣称自己是全体穆斯林的哈里发，成为土耳其皇帝的自然选择。19世纪后期，俄罗斯人已经击溃了中亚的穆斯林汗国，包括布哈拉、希瓦和浩罕，并将阿富汗作为与英国势力范围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奥斯曼帝国与俄国的战争开始后，苏丹派遣了一个高级使团前往阿富汗，希望能得到阿富汗人的帮助，联手对抗他们共同的敌人——俄国。奥斯曼的使者还顺访了印度孟买，在那里受到印度穆斯林的热烈欢迎。随后，苏丹阿布杜哈米德二世还派遣了很多代表前往穆斯林地区寻求支持。很多国家的穆斯林统治者，包括乌兹别克的可汗、克里米亚的可汗以及在东印度苏门答腊的苏丹们，都承认奥斯曼统治者的哈里发地位。他们有时也认可奥斯曼人是自己的世俗领袖。比如，中亚喀什葛尔(Kashagar)的统治者【阿古柏】就曾在19世纪发行过带有奥斯曼苏丹名字的硬币；阿富汗的埃米尔不但承认奥斯曼苏丹是真正哈里发的继承人，而且还同意在星期五的聚礼日上诵念他的名字 。在新疆地区，19世纪60年代阿古柏入侵之前，并没有崇拜奥斯曼苏丹的情况，阿古柏入侵新疆时，一方面打着“伊斯兰教解放者”和“伊斯兰教捍卫者”的旗号进行所谓的“圣战”，另一方面又以求得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册封(埃米尔)为荣。为了彰显其对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关切并强调自身的领导地位，哈米德二世曾经向世界各地派出宗教使团，宣扬泛伊斯兰主义。1901年，哈米德二世任命哈桑•恩威尔•杰拉莱丁帕夏为团长，率领一个宗教使团到中国的新疆地区。一路上杰拉莱丁帕夏遍访各穆斯林地区，并以苏丹的名义慰问这些地方。1908年，奥斯曼帝国还试图与中国官方取得联系，允其设立奥斯曼帝国领事，并由该领事负责中国境内全体穆斯林的利益问题。该要求遭到满清政府的拒绝。1903 年，新疆的毛拉木沙•赛拉米完成了其关于阿古柏政权的史书，初名为《安宁史》，后又将该书修订和增补。毛拉木沙•赛拉米为了表示对当时奥斯曼国家的哈里发阿卜杜•哈米德(伊米德)的尊敬，他把这部修改完成的历史著作称为《伊米德史》。因此，如果说1903 年的《安宁史》更多的是表现了作者对和平安祈盼和渴望，那么，《伊米德史》则更多得寄托了作者暮年的浓厚宗教情结。作者用奥斯曼皇帝哈米德作为其书名，可见“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该书的序言中，作者声称哈米德二世是“全体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的保护者”，这说明奥斯曼帝国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已经为新疆的宗教界人士所接受。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失去了巴尔干，同时也就丧失了向欧洲异教地区扩张伊斯兰教的声望。作为对这一劣势的反弹，奥斯曼帝国开始更强调其伊斯兰特征。1914年，一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宣布对协约国进行“圣战”。但这次战争却沉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在大战期间，以恩维尔为首的帝国政府曾强调泛伊斯兰主义的策略，即利用伊斯兰教来煽动英、法、意等国家穆斯林殖民地的反抗，但这一做法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阿拉伯人的战时态度更为严重地打击了泛伊斯兰主义。1914年，阿拉伯人对“圣战”没有响应。1916年，在麦加的谢里夫？胡赛因的领导下，一大部分阿拉伯人与英国缔结秘密协定，以求在战后建立新的独立国家。这样，对土耳其人来说，伊斯兰团结就成了幻想，以哈里发为框架的泛伊斯兰主义政策在实际上也遭遇了失败。四、泛突厥主义1、沙俄统治下的泛突厥主义一般认为，泛突厥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后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操突厥语诸民族和奥斯曼土耳其人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它最基本的政治内涵可概括为世界上讲突厥语的各民族联合起来，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在土耳其领导下建立一个庞大的突厥帝国。按照“泛突厥主义”理论家的说法，位于伊朗东北、咸海东南的图兰低地，是所有突厥人的发源地，被视为所有突厥人的“原乡”。因此，“泛突厥主义”又被称为“图兰主义(Turanism)”。其实，“泛”是后人加上去的，“泛”即“大”。按地域顺序，泛突厥主义先是在俄国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沿岸、阿塞拜疆的鞑靼人中出现的，而后扩展于中亚的乌孜别克人、土库曼人、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和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最初，泛突厥主义思潮是为了反抗沙皇俄国民族压迫的暴政，同泛斯拉夫主义相抗衡。有学者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境内的“双泛”并不仅仅是一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文化反弹。随着俄罗斯资产阶级对鞑靼人经济特权和进步的日益威胁，鞑靼人还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反抗俄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倾向的工具 。出生于克里米亚贵族的易司马仪•加普林斯基(1851-1914)，是俄国泛突厥运动的鼻祖，有“泛突厥主义之父”的称号。在加普林斯基等人的领导下，以泛突厥主义为指导，在俄国全境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中发起了“扎吉德”运动。“扎吉德”一词乃“新的”之意。这一运动成为当时鞑靼资产阶级及其追随者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一面旗帜，而且对于整个操突厥语族语言诸民族的资产阶级也发挥着动员组织作用，从而为俄国泛突厥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他们主张俄国所有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民族，为了争取民族复兴，首先通过建立共同的、规范的语言和文化，而后通过建立统一的政治组织而在思想上、行动上联合起来，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15世纪初帖木儿帝国解体之后，中亚再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大政治体，在16世纪逐渐兴起了希瓦、布哈拉、哈萨克、土库曼等大大小小的汗国。沙俄在19世纪末先后征服了中亚诸汗国，并于1884年在河中地区设立了突厥斯坦总督区，从此，整个中亚地区正式划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中亚地区的社会结构 。在沙俄政府的怀柔统治之下，伊斯兰教在中亚得到了发展，“在沙俄时期，伊斯兰教不仅是穆斯林的最高精神支柱，而且也是沙皇政府颇为青睐的一支有组织的民族政治力量。”从19世纪末期开始，大量俄罗斯移民涌入中亚地区。斯拉夫移民的到来，开始改变中亚地区的人口格局，也骤然使经济矛盾、民族矛盾、社会-文化冲突问题凸现出来。斯拉夫人瞧不起广大穆斯林，将他们视为“低等人” 。“俄国政府在中亚的大规模移民和土地剥夺与转拨，是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亚地区社会动荡和1916年民族暴动的重要原因。”俄国政府在一战期间对中亚的高压和掠夺政策，激起了中亚当地平民、僧俗上层人士、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不满。俄国对中亚的殖民政府具有两面性：一是掠夺和高压；二是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进步的思想观念。1905年的俄国革命，也有不少穆斯林人士参加，唤醒了中亚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中亚民族主义从此正式登上俄国的政治舞台。随着历史的发展，中亚民族运动开始提出自己的目标，即结束俄国在中亚的民族压迫，给予穆斯林广泛的自治权。中亚民族主义最初是以本地穆斯林代言人的身份登上舞台的，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以往学者比较关注“双泛”的影响，相对忽视了中亚地区的复杂性，尤其是本土性民族主义的发展实况。首先，在北部草原地区，由于历史上伊斯兰化程度比较浅，加之与俄国中央地带接触更多，从而在哈萨克大草原产生了带有欧洲式自由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他们力图将哈萨克民族运动纳入在俄国确立君主立宪制、开展自由主义改革的轨道中，主张同立宪民主党合作，认为这种方针对哈萨克民族比较有利。另外，他们还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游牧主义。但在南部的突厥斯坦总督区，由于离俄国本土比较远，历史上伊斯兰传统影响深厚，民族成分复杂，斯拉夫移民很少，这里“双泛”普遍流行。在中亚地区，泛突厥主义比泛伊斯兰主义更受欢迎。泛伊斯兰主义通过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外交而传入中亚；泛突厥主义则通过鞑靼穆斯林直接影响到中亚。扎吉德运动就是以泛突厥主义为指导发起的，这一运动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既反对沙皇专制，又反对泛伊斯兰主义的愚昧。总体来说，扎吉德运动是一种改良运动，多数成员并不主张与俄国分离。到一战爆发前后，扎吉德运动的政治功能越来越强，成为后来突厥斯坦民族主义政党的先声。2、十月革命前后中亚的民族二月革命后，中亚地区相继成立了苏维埃，但参加中亚苏维埃的各党派的基本成员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很少有当地穆斯林的代表。中亚穆斯林组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组织。1917年3月，塔什干居民自行成立了穆斯林代表委员会，其基础就是扎吉德运动。随后，突厥斯坦各地城镇很快都建立了穆斯林委员会。二月革命后，中亚也出现了“两个政权”——临时政府与各级苏维埃。但在这两个机构中，实权都掌握在俄罗斯人手里，当地各族居民虽然也有代表，但没有多少发言权 。因此，中亚当地居民的要求并没有受到临时政府和苏维埃的重视。二月革命之初，中亚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自治或自决皆无明确概念，所追求的还是在“同一个俄国”享有与俄罗斯人平等的权利 。因此，1917年9月举行的突厥斯坦边区第三次穆斯林代表大会，还宣称要支持临时政府。但随着对俄罗斯人的日益不满，中亚民族主义者终于走上了建立地方民族政府的道路。在突厥斯坦区，由于受“双泛”的影响，他们根本不提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问题，主张的是全民族(实际上是中亚全体穆斯林)的统一，鼓吹建立代表整个民族的统一机构——“穆斯林委员会” 。1917年4月29日-5月6日，四十二个地方穆斯林委员会的代表在塔什干举行边区穆斯林首次代表大会。大会主张建立一个以民族自治和“沙里亚”(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突厥斯坦联邦自治共和国。他们并没有提出脱离俄罗斯的要求(这次会议的450名代表中有93名俄罗斯人)。代表大会最终选举产生了一个名为“穆斯林中央委员会”的政治组织，哈萨克人卓卡耶夫当选为委员会主席。1917年夏，从穆斯林委员会中分裂出一个极端的“宗教委员会”，它极力主张突厥斯坦脱离俄国，从而成为“泛突厥主义国家”的一部分。这反映出一部分上层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要求。由于临时政府没有在中亚实行地方自治或民族自治，致使突厥斯坦民族主义分子的不满情绪日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从温和转向激进、从自治转向独立。1917年9月，一批有影响的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聚集浩罕，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其首脑就是卓卡耶夫。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并没有什么感觉，认为那是俄罗斯人的“内斗”。初期，布尔什维克和临时政府都没有关注穆斯林。在原突厥斯坦总督区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中，也基本上没有穆斯林的代表，更谈不上他们的权利问题，这导致1917年11月底在塔什干召开的穆斯林第三次代表大会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视立场。边区各地的民族主义者向浩罕集结，这里成为中亚民族主义的大本营。1917年12月10日，浩罕召开第四次穆斯林非常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临时政府，通常称为“浩罕自治政府”，虽未脱离俄罗斯，但反对任何俄罗斯人的政党干涉穆斯林的内部事务。浩罕政府虽是一个民族自治政权，但带有较浓的政教合一色彩 。对于浩罕政府的自治要求，1918年2月初的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团提交了“关于突厥斯坦自治”的决议草案。但是，这个决议只提到“努力建立边区无产阶级自治，”并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治”。于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用阶级话语取消了民族话语，使得浩罕自治政府的要求毫无进展。浩罕政府自知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已经不可避免，于是抓紧拼凑武装力量，并联合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最终，1918年2月20日，苏维埃军队攻占浩罕，自治政府垮台。胜利者对“顽抗分子”进行清洗，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以致费尔干纳省后来长期成为“巴斯马奇运动”的根据地 。在布尔什维克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它逐渐认识到穆斯林的力量，于是，在消灭了浩罕政府后，便着手在突厥斯坦筹划建立自治体制。1918年4月30日，突厥斯坦边区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条例》，建立了属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的、实行自治的突厥斯坦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但这个自治对当地穆斯林来讲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被选进这个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穆斯林微乎其微 。另外，自治是区域自治而非民族自治。1918年6月，突厥斯坦共和国建立了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但党员当时基本都是俄罗斯人。布尔什维克党人日益重视穆斯林问题，1919年3月，突厥斯坦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在党委会中设立穆斯林局，负责制定推行共产党对穆斯林的政策 。但突厥斯坦党委的政策遭到了自治共和国政府的抵制，这一矛盾引起苏俄中亚的高度重视。1920年1月举行的突厥斯坦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民族主义者获得了重要胜利。当地共产党员占了大会代表的多数，大会通过决议，要把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改为自治的“突厥民族”共和国，同时突厥斯坦共产党改为“突厥民族”共产党。此举表明，不少当地共产党员深受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他们要把突厥斯坦变成俄国境内所有讲突厥语诸民族的统一体，同时要吸引境外的突厥民族 。中亚本地党员的民族主义倾向引起莫斯科的警觉，突厥斯坦共产党五大的动向使以伏龙芝为首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意识到，民族主义是当地最大的威胁。俄共布中央在1920年3月8日发表指示，强调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突厥人的自治共和国，而是“居住在那里的各主要民族：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自治共和国”。从而否定了建立讲突厥语民族的统一体的主张 。在纠正“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过程中，直接隶属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权力也日益膨胀，俄共布明确拒绝穆斯林参加该委员会。在一份来自肃反委员会的报告中，针对穆斯林党员的指控是：他们企图僭夺权力，企图用民族主义的泛伊斯兰主义宣传来取代共产主义，以及支持巴斯马奇运动。结果，民族主义分子被清除出党，党委会的穆斯林局也被取消。经过清洗，党内本地人的比例明显下降。苏俄建国初期的内战期间，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的外交和军事权力被取消，并通过突厥斯坦事务委员会和红军第四军掌控了自治共和国的更多权力。3、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界随着苏维埃政权赢得内战的胜利，以及随后在中亚拿下中亚的希瓦和布哈拉两个汗国，苏联领导人开始通盘考虑对中亚的治理，于是民族划界提上议程。在民族划界之前，中亚的情况是：“中亚居民中民族差异的观念相当淡薄，他们很少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或吉尔吉斯人，总是以穆斯林自称。尤其是在中亚居民人数占压倒优势的突厥语诸民族，由于受泛突厥主义影响较深，更不愿意把他们划为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等民族。不仅这些民族旧的上层人士坚持‘突厥族’的整体观念，就是在中亚共产党员中间，这种观念也颇有市场。” “泛突厥主义者”甚至不承认塔吉克人讲伊朗语族语言的权利。“十月革命之后还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1920年以苏丹加列夫为首的一批鞑靼共产党员提出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河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而在原沙俄时期的突厥斯坦总督区则有建立突厥斯坦的‘突厥民族’的自治共和国的呼声。在吉尔吉斯(在当时是指今天哈萨克的误称，说明当时对中亚所谓的各民族/部族根本没有清晰认识)和花剌子模还有建立‘中亚联邦’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都遭到了批驳，但俄共中央还是得认真面对如何破除拥有2000万人的庞大‘突厥民族’自治共和国的怪影的工作，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对中亚的各‘突厥民族’进行认真‘识别’。”“最初列宁建议绘制划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土库曼的突厥斯坦民族志地图，详细弄清这三部分合并与分开的条件。这表明，当时苏俄最高决策关于中亚民族识别、划分方案是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和土库曼三国。但后来如何出现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即哈萨克)、土库曼、卡拉吉尔吉斯(即吉尔吉斯)、塔吉克5个民族的识别和划分，目前尚无权威档案材料。按照一个德国人的说法：‘1920年突厥斯坦前线指挥官伏龙芝向列宁轻视突厥斯坦分离问题，列宁指示不作任何行动，紧接着列宁就这一问题指示成立委员会，于1921年下令划分突厥斯坦，并编制民族志地图。这件事交由突厥斯坦省长官署的秘密工作头领柯恩办理。柯恩建议把突厥斯坦分成5个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莫斯科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一说法尚待考证，但大体上可以确定，中亚5个民族和5个自治共和国的划分方案是在办公室内构思和最终决定的。”那么，苏联为什么如此重视在中亚进行民族的划界呢？为什么特别要把中亚划分为5个民族国家？首先，是为了在政治上取消伊斯兰教的强大影响。中亚居民历来不强调民族差异，而是以穆斯林的统一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因此有必要将“穆斯林整体”划分为多个民族，有利于苏维埃政权的分而治之；其次，各民族“分居”之后，就会逐渐出现文化上的差异，进而冲击传统的中亚政治统一性，也就是取消“双泛”的影响。综上，苏联对“双泛”一直存有防备之心。这种防备之心的体现，就是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当时的中亚资产阶级们显然看出了这一点，斯大林的话也反映出来了。斯大林后来在解释中亚地区的民族划分是说：“土耳其斯坦(突厥斯坦)不久前完成的民族的划界，可算作这样接近群众的榜样(即，使苏维埃接近群众—引者)。资产阶级的报纸把这种划界看作‘布尔什维克的诡计’。”泛突厥主义分子对苏联的这种“诡计”不能说没有认识，也不能说没有反抗。但他们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抗衡强大的苏联。实现突厥语系各民族的统一，特别是政治统一，当然需要一个有能力充当核心的实体。沙俄统治下的任何一个突厥语系民族，包括民族意识觉醒最早的鞑靼在内，由于政治、经济、人口等种种原因，显然都担当不起这个重任。当时泛突厥主义者的目光几乎毫无例外地转向土耳其人占统治地位的奥斯曼帝国——突厥语诸民族中唯一存在的国家实体。沙俄境内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如胡赛因扎德？阿里、优素福？阿克储拉、阿赫迈德？阿加奥卢、加斯普林斯基等纷纷去了土耳其。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泛突厥主义者Zeki Veldi Togan在政治努力失败后，曾投奔巴斯马奇运动，但他在改造巴斯马奇运动失败后也去了土耳其，后成为著名的突厥历史研究专家。对苏俄建国来讲，中亚的“双泛”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际上都是一个威胁。从突厥斯坦自治共和国到中亚的民族划界，到最后成立五个加盟共和国，内中其实一直管穿着一条苏共与“双泛”进行斗争这样一主条线。对于中亚五个共和国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统一的超“国界”的共产党等级制度实现的，这便是苏联特色的“党国体制”。中亚民族划界与民族共和国的建立一劳永逸地改变了“双泛”在中亚的发展方向。作为民族主义的泛突厥主义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了，只得龟缩于文化领域，这是其政治失败后的不得已选择，况且，它还不断面临来自苏俄和中亚本地新民族主义的双重挤压。中亚新的民族国家的成立，培养了一批新的民族主义精英，并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宣布效忠于共产主义，他们就拥有了一个民族国家。也就是从封建落后的部落、部族时代跑步进入到了资产阶级阶段(因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产物)。实际上，这是一个先进入现代性，然后再进入社会主义的方案。尽管我们前面更多地强调，苏联在中亚的民族划分和民族国家构建，是某种“分而治之”的实用主义策略，但近年来的实证研究也已充分证明，当时的苏联有着关于民族问题的成熟的政治理念，它的民族划分并非完全是俄罗斯人一手主导的“乱弹琴”，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中亚当地反对泛突厥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也积极地参与了民族划界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斗争与妥协的变奏；另外，不可否认的是，苏联也有在中亚地区实现其共产主义版本的现代化的考虑。4、当代泛突厥主义：从土耳其到中亚土耳其是当代泛突厥主义的中心。新疆“七五事件”发生以后，土耳其的态度非常扎眼，尤其是其总理埃尔多安发表的激烈言辞更引发中国政府和国民的强烈不满 。土耳其基于“双泛”立场的言行值得我们的注意、警惕和分析。王治来先生指出，在奥斯曼帝国，15世纪上半叶穆拉德二世时，开始出现所谓突厥民族意识兴起的迹象。这时奥斯曼苏丹采用“汗”的称号。拉施特的《史集》第一卷就在这时被译成了奥斯曼突厥文。该书所载传说中的中亚的乌古思汗，被信以为是奥斯曼皇室的祖先，同时，研究突厥古文物的风气流行起来。但由于16世纪以后， 在伊朗出现一个由信仰什叶派的操突厥语部族建立的萨法维王朝，使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与中亚的操突厥语部族隔断了联系。其对中亚的影响， 要通过或假手于伏尔加河或克里米亚的鞑靼人。真正开拓操突厥语各族对古代突厥史认识的，是近代对突厥历史文化的研究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较早学习西方的，也应该较早地接触到了以法国人德经为代表的汉学家们的著作。德经从中国的古代历史资料里面读到了有关突厥的历史记载。19世纪中期到欧洲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在读到德经等人的作品后，不免对自身种族的历史发生了浓厚兴趣，这到后来变成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在西方近代的语言学分类中，阿尔泰语系下有突厥语族，突厥语族包含不同方言：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维吾尔语、奥斯曼-土耳语等。在特定条件下，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资料成了民族主义意识的素材。司托雷平时期，俄国加紧镇压泛突厥运动，使得不少的俄国泛突厥主义者和泛伊斯兰主义者纷纷逃往土耳其，与青年土耳其党人密切配合，出版刊物，大肆鼓吹“双泛”思想。俄土战争爆发以后，他们更号召俄国穆斯林与土耳其合作，对“异教徒”进行“圣战”。著名的鞑靼民族主义者优素福？阿克储拉(Yusuf Ak？ura)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毕业，在巴黎的学习过程中，他获得了一般的政治和历史意识 ，他在其名篇《三种政策》中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不切实际，指出，对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最实际可行和有效的是泛突厥主义 。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后，青年土耳其党的决策人恩维尔等把泛突厥主义作为国策加以推行，鼓吹建立一个以中亚的撒马尔罕为首都的“大突厥帝国”。他们建立秘密机关，建立以德国人冯？亨蒂希为首的特务组织，向有关国家进行渗透。仅在1915-1916年就向阿富汗、俄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派遣间谍，散发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小册子上万册。他们还在布哈拉和高加索地区贩运枪支，煽动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闹事，这类活动也蔓延到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奥斯曼帝国已经衰朽而濒临灭亡，其个别领导人在中亚-高加索一带搞的泛突厥主义活动，并不全是出于什么政治理想，毋宁说，更多地是出于政治投机目的 。苏联崩溃后，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相继独立，泛突厥主义似有重返中亚历史舞台之势 ，而建立一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直延伸到中国的“突厥语国家联邦”的旧梦在土耳其又沉渣泛起。土耳其急于填补中亚的政治真空。美国支持土耳其扩大对高加索和中亚以至新疆各突厥语民族的影响，成为一个“区域领袖”。厄扎尔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极力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德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境外土耳其人”的联系，特别注意与中亚五国发展关系。在90年代初，土耳其对中亚国家提供了不少的经济、技术和文化支持，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土耳其转向中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通过施加其在该地区的影响来抗衡伊朗和阿拉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防止俄国影响的抬头。土耳其也希望通过此种选择刺激欧洲，使欧洲意识到土耳其的重要性，进而吸收其成为欧盟成员国。不过，土耳其与突厥语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快就受到了较大抑制，一方面是土耳其本身资源有限，另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很快又在中亚地区确立了影响。对土耳其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它最希望得到的还是中亚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2006年7月2日，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到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城市杰伊汉的输油管道正式开通 ，这部分地是土耳其长期以来利用文化亲缘关系来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结果 。新独立的中亚国家有一种迫切地“去苏联化”倾向，主要表现在日益强调突厥语言和文化，消解俄罗斯语的影响。也就是说，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中亚各国从前苏联独立出来后，面临着新的国家/民族建设问题。隶属于苏联的时候，这些中亚国家的本土语(突厥语)基本上被俄语取代了；独立后，又需重建民族意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恢复本土语言；但一个世纪的俄罗斯化使中亚社会的发展中增加了俄罗斯民族文化与情感因子，已成为影响中亚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之一 ，俄语已经普及为大众语言和官方语言，所以语言本土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向土耳其学习拉丁化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这股民族主义热情很快就退温了，因为，让人们放弃使用熟练了的俄语，要花费很高昂的成本。泛突厥主义在后冷战时代已很难引起中亚地区各族人民的共鸣。中亚领导人很快就承认，突厥语各民族之间只有文化共性，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政治共同体。另外，由于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的强烈反对，中亚的“泛突厥主义”运动一直处于狂热不减但效果有限的状态。作为当代“泛突厥主义”运动策源地的土耳其，其综合国力有限，其国内的“泛突厥主义”政治势力也受到多方牵制，目前，土耳其在中亚的“双泛”活动，主要是通过居兰运动 。尤其是俄罗斯逐渐恢复生气，重新重视其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存在，在此情况下，中亚各突厥语国家纷纷强调要平衡它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五、反思“泛”政治1924年，凯末尔领导下的土耳其共和国废除了哈里发制。从此，以哈里发制为框架的泛伊斯兰主义就失去了它的主要凭靠。但这并不妨碍阿富汗尼所提出的那种“伊斯兰民族”思想继续发展。比如，生于巴基斯坦的伊克巴尔就继续提倡穆斯林民族主义的理念：穆斯林是一个民族，应该有穆斯林的民族国家 。这种建立伊斯兰统一体的观念，一方面有其新颖之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传统的依据。因为，伊斯兰教本身就不是一个民族的宗教，而是一个普世的宗教，穆斯林都是兄弟、“教胞”，共同的信仰就是团结的纽带(尽管有时也因为教派问题而成为分裂的原因)。如果说穆斯林民族的观念有什么新颖之处的话，那可能就在于它模仿了民族国家的形式，用民族代替了“乌玛”。实际上，多数宗教都具有普世性，都有超国家和超民族的冲动(在中世纪教权当道的时代，也就无所谓超国家和超民族的问题)。早期皈依伊斯兰的阿拉伯穆斯林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唯一被真主所选定的人群，相反，伊斯兰教不断地扩张，并通过多种手段吸纳信徒，使穆斯林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百分比)国内学者将哈里发被废之后的穆斯林联合主张称为“新泛伊斯兰主义” 。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教大会”、“伊斯兰世界联盟”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等等，这些团体都是伊斯兰世界所建立的不同形式的交流、联系与合作的新平台/机制。新泛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思潮，只是强调伊斯兰团结的不同形式的表达而已。在我看来，强调伊斯兰团结、穆斯林联合，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讲是一个合理而自然的现象，对穆斯林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便捷的选择。对他们而言，穆斯林团结既是理想，更是手段。尤其应该意识到的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作仍然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基本规范之上的。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只是个别宗教和知识界人士的理想，当然也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极端分子的主张。整体来看，泛伊斯兰主义既有历史阶段性，又受制于穆斯林世界的复杂性。历史阶段性主要是指哈里发框架下的泛伊斯兰主义在1924年之后已经不复存在；强调穆斯林团结的所谓“新泛伊斯兰主义”并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而只是宗教理想表达的不同形式，是宗教本身这样一种超民族联系的正常表现。值得重视的倒是极端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它号召以“圣战”的方式来推行其宗教理想，通过恐怖主义的手段去实现政治抱负，建立严格的教权主义国家。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信徒来说，这都是不可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因此，重要的是区分正常的穆斯林情感与极端主义的诉求，尽管两者并非全无联系。后哈里发时代的泛伊斯兰主义已经“去中心化”和多元化，包括：伊斯兰国家之间关系的加强，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日趋活跃，对巴以进程等重大事件的共同关注，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化，等等。沙特则依靠石油美元竭力输出瓦哈比主义，对于原教旨主义在全球的复兴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原来主张建立一个“大突厥民族”的极端泛突厥主义已经日薄西山，但讲突厥语国家通过各种公开机制与平台建立更为密切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常态。对于中亚各突厥语国家(包括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来说，经过近百年的民族国家建设，各国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民族认同。苏联的民族国家建构已经客观上达到了其效果。民族国家在事实上的建成，对于泛突厥主义政治本身就是一个约束，因为，它现在(被)变成了一个超政治的诉求。对中亚及其周边国家而言，重要的可能还是怎样处置所谓的“三股势力”，即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幌子，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双泛”日益地从常态政治到极端主义的转变，反过来也说明它的生存空间正变得日益狭小，对中亚及其周边的大国而言，当下紧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大战略高度上防范极端主义的被利用。在民族国家的时代，“双泛”已经成为超国家、超民族的政治，其极端主义的主张则具有反政治的品格 。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是对“泛”政治的强有力约束。在主权国家时代，“泛”政治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1、要么通过合法和公开的国家-政府间关系这样的常态政治来表达；2、要么就只能龟缩于文化领域，3、或者以极端主义表现出来。对于公开与合法的常态政治，需要在认可的基础上通过不同渠道积极参与，而不是避之唯恐不及，以致丧失主动性；对于极端主义，可以通过国际合作依法坚决予以打击。（本文转发自叙拉古之惑微信公众平台）
早晚是需要语言革新-语言的随意性与象形追寻：从猴子的语言到现代文字的无奈
对于你我他 再怎么吹象形字也都无法掩盖大部分字体不能象形的尴尬事实对于abc 再怎么追根溯源找发音也不得不承认压根没有那么多声音的巧合甚至有人牵强附会 专门靠象形追音为终生工作 他们说文解字 仿佛一生的意义都是为每个文字寻找出现的历史渊源以及合理性可是对于大多数人 他们已经花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强记住了文字以及读音他们记住了大多数的象形 拟声的渊源了吗必然是没有的这些象形以及拟声在学习语言中的帮助很大吗不得不承认并没有他们每个人都还要再花个三五十年追求象形和拟声的渊源吗不要为了所谓情怀丢失整个人生我们还是猴的时候为了交换香蕉就随意造出了语言哪个部落更加强大了 这种随意会更加随意 使用的猴子会更多总有人要去寻找祖先那只猴当时随意创造的理由与渊源的 但必然是极少数不是没有更好方案 而是除了呱呱落地的婴儿以外的所有猴子 都已经花了大把心血强记住了随意造出来的语言他们不会想着去丢弃 他们希望下一代解决 却又让下一代也强记了语言语言 必然是随意的 不要试图为你的猴子祖先找丁丁点点的语言创造渊源下次语言革新 也只能是“语言”上的“革新” 或许外星人又强迫地球上的猴子改学另一种语言必然有少数的情怀猴子坚持吹捧“古风”可是又怎样 总会让时间冲掉 直到几千年后的唧唧歪歪深知不可改变的事实之后 人们就大肆挖掘现有随意语言的人造美学了不管是随意牵强 还是巧妙附会
叫声孔明仔细听， 天朝大兵到西城。 你琴声不乱有板眼， 让我与你细摆明。
A叫声孔明仔细听，天朝大兵到西城。你琴声不乱有板眼，让我与你细摆明。鸟尽弓藏走狗烹，文种死了杀韩信。司马懿岂是池中物，抓你反会丢我命。诈称中伏急退兵，让你运粮急出城。各自打扫好门前雪相安无事保太平。心照不宣不挑明，琴声能懂是知音。惺惺相惜各有分寸，老夫去也算你行。B微光漫过二万五千里会聚在窑洞的灯盏灯火跃过魔道的沟饮点燃了星辰燎了原霞光城乡间几番轮回照亮丰碑终如了愿弓箭挺脊梁拉弯身姿射中月亮潜落深海马车弯过强盗的围堵弯出北斗导引丝路